【按語：經出版社授權，特摘發《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一書的第一章和第九章，以饗讀者。——《自由聖火》編輯部】
資料來源：台灣海外網 轉載自袁紅冰 2013-12-08 20:12:12 上傳
西藏命運在生與死的鋒刃上艱難行進
——習近平説：「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
十世班禪大師推動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和文化復興運動，召喚西藏復國的理想，乃是以佛的大慈悲之心，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對西藏命運的拯救。一九八九年班禪大師魂歸佛境之後，境內藏人從未停止的反抗運動，是在執行十世班禪大師拯救西藏命運的遺囑。與鐵血暴政抗爭，爭取作自由人的權利，當然是崇高而艱難的事業；令人遺憾之處在於，境內藏人反抗運動的艱難不僅來自中共強權，而且來自一個本來不應當為境內藏人的反抗運動增加艱難的地方，即達蘭薩拉。
桑東仁波切【註1】任流亡西藏嘎廈總理十年。他主政時期，達蘭薩拉癡迷於同中共暴政談判，並公開申明只尋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桑東仁波切主張的這條政治道路意味著大荒謬，其大荒謬至少有下列三項。
一、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悖逆藏人歷史上走過的艱難而光榮的自由之路。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西藏主政者交出雪域國門的金匙，中共遂入主西藏。數年之後，中共便開始以「民主改革」的名義，在全藏區發動當代滅佛運動，試圖摧毀藏人傳統的忠實於心靈的生活方式，並通過滅絕佛教，從文化的意義上滅絕藏人。暴政逼迫之下，藏人舉行全民大起義，用血河來證明對心靈的忠誠；又有八萬藏人追隨達賴喇嘛，翻越喜馬拉雅雪山，走上艱苦卓絕的流亡之路。那是一條通向自由的路，因為，它走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鐵牢——中共的專制惡法就是囚禁自由的法律黑牢。我因此贊譽達賴喇嘛，並尊稱他為「當代摩西」，因為，是他，引領藏人走出作中共的政治法律奴隸的命運，走向自由；這條流亡之路既是自由西藏運動的起點，也是達賴喇嘛歷史榮耀的起點。
現在，事隔半個世紀之後，桑東仁波切卻要引領流亡藏人和西藏的命運，重新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之內，即回到中共專制惡法的法律巴士底獄中，去尋找所謂「真正的自治」。歷史不禁感到困惑，並追問：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有「真正的自治」，當年又何必走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管轄，踏上艱難的流亡之路，到異國他鄉去尋找自由；五十年滄桑，又回到命運的原點，即專制惡法的巴士底獄中，桑東仁波切將怎樣面對那些為作自由人死在流亡命運中的藏人的靈魂？無論如何，我不相信，悖逆光榮的歷史，背叛自己過去留在心靈間的足跡，能夠贏得今日的尊嚴和自由。
二、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違悖現實的政治結論。
從一九五九藏人大起義的血海淚滔，到今日自焚藏人生命中騰起的金色烈焰；從十世班禪發出「勿使我佛教滅亡，勿使我雪域之人滅絕」的大悲之音，到十世班禪站在刀鋒上宣示的復國召喚——所有這一切屬於西藏命運的苦難和悲愴，都在表述同一個基本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只有奴役，沒有自由；只有滅族亡國的痛苦和屈辱，沒有自由人的權利和尊嚴。桑東仁波切盲目於藏人用無盡的苦痛書寫的現實政治的結論，想在專制惡法之內，尋求以「真正自治」的方式獲得自由，無異於癡人說夢，水中撈月，與虎謀皮；如果有一日他真得把自由西藏運動引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他個人或許能得到某種「歷史地位」——那是中共暴政賞賜給奴才的獎品，而自由西藏運動將淪為鐵幕陰影下的囚徒。
三、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將自斷境外自由西藏運動的命脈。
流亡境外的自由西藏運動的生命力之源泉，在於同西藏境內反抗運動血脈相聯。強化這種聯係，境外自由西藏運動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這種聯係被切斷，境外自由西藏運動勢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流亡藏人同境內藏人的政治聯係，取決於流亡藏人是否作出努力，利用自由的空間，向世界和歷史講出境內藏人心靈的苦痛和政治願望；如果流亡藏人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意願理解境內藏人的苦痛和願望，並代表境內藏人發出他們在專制鐵幕下無法發出的聲音，那麽，對於西藏的現實命運，流亡者將像天外的一縷風塵，遙遠而陌生。
正如境內藏人智者群體所指出的，自十世班禪大師蒙難之後，西藏境內反抗運動具有思想慶典意義的特征，就是西藏復國意識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崛起在歷史的地平線上——失去祖國，就失去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西藏復國，藏人才能獲得自由人的尊嚴；藏人的自由之路，就是西藏的命運走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的復國之路。但是，桑東仁波切卻要把自由西藏運動帶回到中共專制惡法的黑牢之中；他的政治路線背叛了藏人用紅血和白骨表述的政治願望，背叛了西藏復國的理想——桑東仁波切試圖用他的政治路線之刀，斬斷流亡藏人和境內藏人反抗運動之間的血脈聯係。如果他最終成功了，他就斬斷了境外自由西藏運動的生命線。
胡錦濤主政時期，中共對於流亡藏人最關注的有兩件事：其一是預作全面準備，一旦達賴喇嘛圓寂，中共便立即開始操控尋找靈童的程序，以便最終像製造偽十一世班禪那樣，製造一個偽十五世達賴喇嘛，從而讓「達賴喇嘛」這個概念實質上變成披著絳紅僧衣的共產黨員；其二便是誘使達蘭薩拉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稱。
桑東仁波切一方面堅守背棄西藏復國理想的政治道路，另一方面則極力迎合中共想把「西藏流亡政府」這個概念從歷史上抹去的努力。按照桑東仁波切退休前的政治安排，他退休後不久，「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便被放棄，代之以流亡藏人「行政中央」；隨後，原來的西藏流亡政府總理也改稱「司政」。至此，中共從政治上消滅「西藏流亡政府」的戰略企圖，在桑東仁波切心領神會的配合之下，不費一兵一卒、一槍一彈，便取得歷史性成功。
在現象世界中，表述就是存在；沒有表述就沒有存在。而稱號乃是經典的具有象徵性的表述方式。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稱，首先意味著達蘭薩拉由原來的代表和領導境內外全體藏人爭取自由的政治組織，退化成一個只管理十餘萬流亡藏人日常生活事務的行政機構，最多也只能算一個人權團體，而且是一個溫和如羔羊的人權團體——面對境內藏人壯麗悲愴的自焚抗暴運動，他們所作的最積極的事，就是用冷漠的外交辭令切割與自焚者的關係，而不敢高聲向國際社會講出自焚藏人心靈的悲情、現實的苦難和所承受的人格侮辱，彷彿自焚藏人不是他們的族人，似乎他們和自焚藏人不屬於同一個歷史命運和祖先的血脈延續。
然而，事情還沒有就此為止。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同中共簽訂十七條和平協議表明，西藏的主政者將綿延數千年的西藏主權交給了中共暴政——如果是被迫交出，那意味著歷史的悲劇；如果是心甘情願地交出，則不是愚蠢，就是怯懦。不過，十七條協議至少沒有明確取消西藏政府，也就是説，作為藏人祖先政治遺產的西藏治權還一定意義上存在——主權是治權的靈魂，治權是主權的實現形式；治權作為主權的殘跡繼續存在，常會引發對主權的懷戀。現在，桑東仁波切埋葬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就意味著對西藏治權的否定，並進而徹底否定西藏主權，徹底得連一絲懷戀都不要。在此，人們不禁要問：當年交出西藏主權，藏人只換來了地獄之苦，只換來了幾乎亡教滅族的大劫難；如今桑東仁波切稱中共暴政之意，徹底否定西藏的治權，他究竟想干什麽，他又能為藏人換來什麽？
無獨有偶。因為取消「西藏流亡政府」而沒有資格再稱「總理」，只能降格稱為 「司政」的洛桑森格，已經充分顯示出他只是桑東仁波切的一條渺小的政治尾巴，而且在討好中共的表現上，洛桑森格更加妖嬈万端，媚態百出，像一隻會討主人歡心的寵物。當前，境內藏人正在用燃燒的生命表述對自由民主的追求，正在用紅焰焚身裂骨的苦痛表述對中共西藏政策的悲愴抗爭，洛桑森格卻向國際社會公開宣稱：他，以及他所代表的「行政中央」，不挑戰中共對西藏的政策；也不追求在西藏改變中共憲法，實現自由民主；他要的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這個對中共本質和實際政治運作毫不了解的無知者似乎完全忘了，西藏現在實行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而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對於藏人的自由命運只意味著東方的巴士底獄。
洛桑森格的上述宣示，與境內藏人的追求與希望，可謂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風馬牛不相及。我不能不意識到，洛桑森格，這個喝美國的爆乳母牛的奶長大的人，他完全不理解西藏高原上喝氂牛奶長大的藏人的心靈，就像他從來沒有機會領略雪域高原上那浩盪之風的神韻。他的意識中只有西方政客功利實用主義的淺薄的小聰明，而沒有藏人英雄人格的真實與堅硬。就是這樣一個政治小動物，曾經聲稱他代表這個地球上所有的六百萬藏人。他根本不理解，一個聽不懂境內藏人心底裡的呼喚的人，聲稱自己代表所有藏人，只意味著缺乏自知之明的愚蠢，以及屬於政治侏儒的狂妄。我有一言，請所有試圖作六百萬藏人代表的人們靜聽：你想要代表藏人嗎？那麽，就請你向國際社會和人類歷史說出藏人心底裡的追求吧；那已經浴血半個世紀以上的追求就是——自由西藏與西藏復國。
中共暴政是人類歷史上最龐大而荒淫無恥的貪官污吏集團；中共暴政是對東亞大陸各民族犯下重重反人類罪行的犯罪集團；中共暴政是中國歷史上最陰狠無恥的賣國賊集團——它出賣了中國人文化的祖國，心靈的故鄉。中國人已經形成一個共識，即中共暴政是當代中國的萬惡之源；只有徹底掙脫中共極權對中國命運的統治，實現民主憲政，中國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現在爭論的只是掙脫中共暴政統治的具體方法。桑東仁波切尋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的政治道路，以及洛桑森格上述一系列媚共言論，實質上是在論證中共暴政政治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和權威性，也是在論證中共暴政存在的合法性。他們的論證不僅違悖六百萬藏人的根本利益，也極大地傷害了中國追求自由民主的進程。也許桑東仁波切和洛桑森格自己還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在與中共暴政為友，與十五億渴望自由民主的中國人為敵。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海外民運」的某些小政客仍然像街頭拉客的妓女一樣，拉著桑東仁波切和洛桑森格，以及他們代表的政治道路不放。之所以如此，並不是中國「海外民運」不懂得他們要回到中共憲法框架內的政治路線對於中國自由民主事業的傷害，而是根本不在乎這種傷害。中國「海外民運」的某些小政客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早已年老色衰，為了不被命運完全拋棄，他們只在乎一件事，即如何利用一切機會證明自己還有剩餘價值——能夠同桑東仁波切和洛桑森格一起站在媒體的聚光燈下，是他們所剩不多的證明自己價值的方式之一；當然，在那種場合，媚共的桑東仁波切和洛桑森格是明星演員，中國「海外民運」渺小如鼠的政客只是三流的伴舞舞娘。
桑東仁波切取消「西藏流亡政府」之舉，既使境內外藏人的反抗運動失去了一個統一的政治領導組織，又摧毀了藏人繼承自祖先的治權，並再一次徹底否定西藏的主權。正是由於這些政治效應，中共的涉藏官員才在達蘭薩拉改稱流亡藏人「行政中央」之後，彈冠相慶，並將其歸之於胡錦濤治藏的一大功績。習近平主政之後，更用一句話說出此中關鍵——二零一三年五月，中共決策層召開的一次涉台、涉藏的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講：「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說明『達賴集團』進退失據，信心喪失殆盡，接近變成政治破落戶了。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這個『寶貝』對我們保持西藏穩定還有一些『剩餘價值』。我們在政策上要作出一些調整，讓達賴的靈童也為穩定西藏發揮一點餘熱吧」。
為摧殘從十世班禪大師佛心中湧出的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西藏文化復興運動和西藏復國運動，中共強權鴆殺十世班禪大師的肉身，又將他的靈童關在專制鐵棺之中，成為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幽靈，並把偽十一世班禪當作政治花瓶，擺在中共極權的殿堂上；與此同時，桑東仁波切則導致「西藏流亡政府」自殘，並通過悖逆境內藏人反抗運動根本訴求的政治路線，實質上斬斷了境內外藏人之間的政治血脈聯係，現在，中共暴政剩下的只有一項當務之急，即捕獲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
習近平就此作出指示：「精心設計，謀定後動，一定要把控制達賴喇嘛靈童這件事作好，儘量避免出現兩個班禪那樣的現象。」根據這個指示，中共各涉藏機構在統戰部統籌協調之下，已經高效率地製定出並開始實施誘使達賴喇嘛返回大陸的計划。地方當局斥巨資加速修繕達賴喇嘛故居，某些寺廟宣布可以懸掛達賴喇嘛法相，甚至有御用學者和官員放風——達賴喇嘛可以先到香港講經，條件成熟時也可以回家鄉講經，等等這些動態都是上述計划的表現。一時之間，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用化為烈焰的生命抗爭暴政的自焚藏人和中共暴政的代言人，似乎都希望達賴喇嘛能夠回家。不過，只要不是白癡就可以一眼看出其中的原則區別——藏人祝願達賴喇嘛能夠歸國，是希望他給雪域帶來自由，給藏人帶來尊嚴和復國理想的實現；中共暴政的代言人則指望達賴喇嘛回來，作一個擺在中共極權暴政殿堂上的政治花瓶，如此一來，達賴喇嘛圓寂之後，尋找轉世靈童就自然淪為中共絕對控制的政治過程。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維吾爾反抗運動在新疆發動針對一處中共警察局的襲擊；約二十名中共警察在攻擊中被打死，反抗運動也有十餘人付出生命的代價。中共暴政的御用宣傳工具和文化特務，一直試圖讓世界相信維吾爾反抗運動屬於國際恐怖主義的範疇。然而，維吾爾反抗運動的上述襲擊則明確划清了自己和恐怖主義之間的原則界限。因為，這次襲擊的目標鎖定的是中共實施國家恐怖主義統治的暴力機器，即警察局，而沒有傷害不特定的多數人。
幾百年前，偉大的盧梭提出，人民在暴政前擁有天然合理的起義的權利。從歐洲的尼德蘭革命到美國的獨立戰爭，都以歷史的名義證明，如果人民喪失在暴政前起義的權利，人類社會直至今天可能都還在中世紀的千年專制暗夜中徘徊；人民在暴政前的起義權，是歷史前進的動力，是社會正義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締造者。
當代國際恐怖主義和人民在暴政前的起義之間，涇渭分明，界限清晰，不可混淆。國際恐怖主義的基本特征在於，為實現特定的政治意志，採取危害不特定的無辜者的生命財產的方式，造成社會恐怖的行為——要害是，為自己獲得政治利益而對社會和一般平民實施暴力襲擊。人民在暴政前的起義權的基本特點則在於，起義行為打擊的對象只限於暴政用以實施國家恐怖主義專制統治的國家暴力機構，而絕不針對普通民眾和社會公共設施；就中共暴政而言，其國家暴力機構主要包括實行一黨專制的共產黨的各種機關、各級政府機構、警察以及武裝警察部隊。
長期以來，維吾爾人對中共暴政的抗爭從未止息，不過，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維吾爾反抗運動對警察機構的攻擊，則引起中共決策層前所未有的恐懼與緊張。因為，這次攻擊所鎖定的目標，明確屬於人民在暴政前的起義權的範疇。中共極權專制已處於人神共憤、民怨沸騰的大危機之中，只要維吾爾反抗運動持續以中共實行國家恐怖主義統治的貪官污吏、警察特務及其相關機構為打擊對象，勢將逐漸贏得漢人的理解、支持，甚至直接參與，畢竟漢人也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這正是令中共決策層恐懼之處——中共不怕恐怖主義，因為，中共本身就是恐怖主義的最凶殘的形式，即國家恐怖主義，但是，中共懼怕人民行使在暴政前的起義權利。
二零一三年六月末，中共決策機構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的名稱叫作「新疆西藏問題緊急工作會議」。同時開會研究新疆和西藏的問題，可見藏人的自焚抗暴運動也同樣引發中共暴政的深刻恐懼。由於新疆問題不是本書關注的主題，所以，關於中共暴政通過這次會議所確定的對維吾爾反抗運動的鐵血鎮壓政策，在此不再贅述。
上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西藏問題，習近平卻指定由現在擔任廣東省委書記的胡春華作主題發言。由胡春華作西藏問題的主題發言，原因大致有兩項。其一，胡春華雖然兼任廣東省委書記，但他同時是中共寡頭決策機構，即政治局的委員，負有對維護中共統治的全局性責任，同時，他也正在被重點培養為未來「中共第六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其二，胡春華有長期在西藏任職的經驗，在鎮壓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和復國運動過程中，表現出維護中共極權統治的冷血的意志；更關鍵之處在於，中共把謀殺十世班禪，湮滅十一世班禪，扶持偽十一世班禪，視為控制藏人心靈，進而控制西藏的重大戰略決策之一，而在這個戰略決策的實施過程中，胡春華為暴政立下「不世之功」。
据中共高層良知人士透露，胡春華此次關於西藏問題的主題發言，時間長達九十五分鐘。現將胡春華此次發言的內容，用讀者易於理解的表述方式，摘要披露如下。
發言甫一開始，胡春華就以佞臣諂媚帝王之態，為習近平的治藏之策，獻上溢美之辭。他稱頌習近平把控制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作為下一階段對藏工作的重點，乃是具有大戰略眼光的長治久安之策。胡春華指出，控制達賴喇嘛轉世靈通的關鍵是要使達賴喇嘛在符合中共政治利益的條件下，返回中國。同時，他也就誘使達賴喇嘛返回中國的條件，提出一項原則，即「政治問題上寸步不讓，宗教問題上可以充分滿足達賴的合理要求。」
胡春華解釋説，「政治問題上寸步不讓」的原因在於，「對達賴集團在政治上的任何讓步，都會在與我黨長期榮辱與共、同心同德的藏族幹部中，引起疑慮和恐惶，深刻傷害他們的感情，所以説，政治讓步，等於自毀長城。」胡春華這句話意在說明，把靈魂出賣給中共的藏人官員是中共統治西藏的政治基礎之一；對達賴喇嘛作出政治上讓步會使這個政治基礎軍心動搖，士氣渙散，直接威脅到西藏的政治穩定。
胡春華所說的「政治問題上寸步不讓」原則，具體有下列三項內容：
其一，中共必須要求達賴喇嘛公開承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公開否認西藏曾經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存在。胡春華認為，如果在這個問題上迫使達賴喇嘛服從中共的意志，有利於從歷史的角度徹底摧毀「藏獨」的理論基礎，以及西藏復國運動的情感依托。
其二，中共必須要求達賴喇嘛承認中共憲法對西藏高原的分割式行政區劃的合理性，即承認歷史上西藏的衛藏、康藏、安多三區的國土，按照中共現行憲法分屬「西藏自治區」、青海省、四川省、甘肅省、雲南省是合理的，同時公開放棄「大藏區」的訴求——中共所謂的「大藏區」，就是現在被分而治之的西藏歷史上固有的國土。胡春華認為，只要促使達賴喇嘛從政治上放棄「大藏區」的概念，就一勞永逸地斬斷了達賴喇嘛與西藏境內的藏人反抗運動的聯係，因為，境內藏人反抗運動，一直是以由衛藏、安多、康藏三區構成的西藏歷史上固有國土，作為復國理想的基礎；這種聯係一旦被斬斷，達賴喇嘛就失去了政治能量的基礎，變成政治的水上浮萍；境內的藏人反抗運動則喪失了一個重要的國際影響力的背景。
其三，中共必須要求達賴喇嘛事實上接受中共確認的偽十一世班禪，同時默認達賴喇嘛認定的十一世班禪更登確吉尼瑪形消蹤滅的事實。胡春華指出，藏傳佛教轉世靈童的認定表面上看屬於宗教範疇，實質上事關重大的政治問題；只要達賴喇嘛以默認的方式事實接受中共確立的十一世班禪，放棄他自己認定的十一世班禪，就等於接受了一個基本的政治原則，即中共政權在轉世靈童的認定上有最後的決定權，如此一來，今後世代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靈童轉世的過程，都將處於中共的政治控制之中——控制了這兩個靈童轉世【註2】，就等於控制了藏人的靈魂。
在這個問題上，胡春華的發言還透露出更為陰狠的政治權謀。胡春華特別強調，達賴喇嘛一旦在十一世班禪的問題上作出中共所要求的妥協，不僅勢必重創達賴喇嘛在藏人中的道德形象，而且會引發藏區一萬多名「仁波切」，即漢語所說的活佛對達賴喇嘛的道德質疑，因為，靈童轉世是萬名活佛存在的宗教基礎，在靈童轉世的問題上任何出爾反爾、首鼠兩端的行為，都會引發他們的強烈不滿。胡春華就此總結道：「從唯物主義的立場來看，靈童轉世是荒謬的迷信，但唯物主義者更應當實事求是。現在一個事實是，這一萬多名大小活佛在藏區有很大的影響，達賴喇嘛事實承認我黨確認的十一世班禪，勢必引起這個群體的不滿，他的精神權威也必將受到極大削弱。一個道德和宗教倫理破產的達賴喇嘛，也就不再可能擁有足以威脅西藏穩定的精神和政治能量。」
為誘使達賴喇嘛在政治上全面妥協；中共準備在宗教問題上滿足達賴喇嘛的願望。就此胡春華在發言中提出具體的方案。方案的內容可以概括如左：在達賴喇嘛公開全面滿足上述中共政治要求的前提下，分四步滿足達賴喇嘛的宗教願望：第一步，允許達賴喇嘛進香港舉辦法會；第二步，允許達賴喇嘛回到大陸，在五台山建廟，作為達賴喇嘛的道場；第三步，將雍和宮贈給達賴喇嘛，作為其在北京的駐錫地；第四步，允許達賴喇嘛返回青海和西藏，並以國家的名義，將布達拉宮的所有權交還給達賴喇嘛。
為誘使達賴喇嘛全面接受中共的政治條件，胡春華還在發言中提出另一個方案，即採取有效措施，繼續強化達賴喇嘛可以成為中國十三億人的宗教精神領袖的幻想。胡春華指出，胡錦濤主政期間，中共已經通過在全球「藏漢協會」和「中國海外民運」中長期培養的秘密力量，成功地製造出諸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漢人都視達賴喇嘛為精神領袖」的幻想，並有效地運用這種幻想，強有力地影響了桑東仁波切等流亡藏人上層人士。
胡春華認為，上述幻想在促使桑東仁波切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的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今後，通過滲透進「藏漢協會」、「中國海外民運」的中共秘密力量，進一步強化這種宗教幻想，勢將有利於促使達賴喇嘛在政治上徹底妥協。
在這次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習近平對胡春華關於西藏問題所作的發言給予充分肯定，認為胡春華的發言「有原則，有策略，有方法」。會議最後通過了習近平提出的今後一段時間涉藏工作的總體方針，即「堅定不移地維護西藏和其它藏區的政治和社會穩定；在這個前提下，以控制達賴靈童轉世為工作重心，夯實西藏長治久安的基礎。」
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中共建黨日慶典之際，由劉少奇之子劉源和李先念女婿劉亞洲出面，邀請數十名「太子黨」成員在北海仿膳舉辦酒會；酒會只有一個主題：為習近平執政出謀劃策。酒會上，孔丹【註3】，中共資格最老的特務頭子之一孔原【註4】之子，為習近平的西藏政治戰略擊節贊嘆；孔丹有一個怪癖，即習慣用粗俗下流的形容顯示自己的才華，他説：「近平的西藏政治戰略高妙至極，大有諸葛孔明之風。現在我們已經控制了十一世班禪，如果再能把達賴喇嘛誘回國內控制起來，我們就等於捏住了西藏這頭野氂牛的兩個睪丸，看他還怎麽撒野。能看到班禪和達賴聽從我們黨的號令，一代又一代互相認證轉世，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至少比看毛片有意思。」
上述孔丹之言盡顯中共暴政對西藏的鬼魅陰險之意，詭譎狡詐之心。不過，相信以達賴喇嘛的睿智如海，定然不會在中共誘騙之下返回中國，因為，那是一條通向地獄之路。對於達賴喇嘛和流亡的藏人，只有在西藏擺脫中共暴政統治的自由慶典中返回家園，才是唯一光榮的命運之路。
現在，又有心懷叵測者把中共實施誘使達賴喇嘛返回大陸的計劃，形容為中共對西藏的政策開始軟化。不過，只要不是腦殘，都會看出一件事：中共對西藏的政策不是軟化，而是更加陰險；柔軟的絲綢手套裡面，是一隻冰冷的鐵手。
歷史又一次把西藏命運推上生與死的鋒刃——把西藏的未來永遠關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只意味著西藏的自由命運陷於絕境死地；走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鐵牢，與走向自由是同一回事，無論五十餘年前還是今天，情況都是如此。只願藏人能記住一件事：為免於亡教滅族的命運，十世班禪大師曾經站在生與死的鋒刃上，發出西藏復國的悲愴召喚。
註釋：
【註1】桑東仁波切：洛桑丹增，一九三九年生於西藏紮洛，為第五世桑東仁波切，曾任西藏流亡政府噶倫赤巴。二零零一年，當選西藏流亡政府噶倫赤巴（相當於內閣總理），二零零六年連任，二零一一年卸任。二零一二年，他主導取消「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徹底放棄了西藏延續數千年的治權。
【註3】孔丹，孔原之子，中共太子黨核心成員。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選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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