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大屠殺腥風血雨，雖然，在那一年三月十日，蔣介石公開承認「中央已決派軍隊赴臺維持當地治安」（＜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日主持中樞國父紀念週講＞／中正文教基金會【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二《演講／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臺灣事件之經過及處理方針頁39 – 40），卻謊稱「據報所派部隊昨夜已在基隆安全登陸，秩序亦佳」，甚至以錯亂時序顛倒是非，比如：
1.
蔣介石說：「上星期五（七）日，該省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突提出無理要求，有取消臺灣警備司令部，繳卸武器，由該會保管。此種要求，已逾越地方政治範圍，中央自不能承認。」（＜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日主持中樞國父紀念週講＞）
事實一：「…蔣介石決定派兵，早在 3 月 5 日就已做成決定，當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尚未提出四十二條要求。」（＜蔣介石與二二八事件兼論其責任問題＞／李筱峰教授個人網站／筱峰史論 2002-02-21）
事實二：「手令的內容是：『台灣 陳長官。已派步兵一團并派憲兵一營，限本月七日由滬啓運，勿念。中正』。『寅微』是過去電報表示月和日的代字，指的就是 3 月
5 日。陳長官是當時的行政長官陳儀。這張蔣中正的手令，以急電發給當時人在臺灣的陳儀，要陳儀放心——用臺灣話來說，就是要陳儀『免驚』，他已經命援軍
3 月 7 日從上海出發，很快就會到。」（＜蔣中正派兵赴臺鎮壓二二八事件的手令＞／台灣控 2014
年 3 月 9 日，下午 1:21）
2.
蔣介石說：「日昨（按：三月九日）又有襲擊機關等不法行動，相繼發生，故中央已決派軍隊赴臺維持當地治安，據報所派部隊昨夜已在基隆安全登陸，秩序亦佳…」（＜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日主持中樞國父紀念週講＞）
事實：「自三月八日大軍抵台以後，軍憲的角色，『屠殺』大於『鎮壓』。」（＜蔣介石與二二八事件／兼論其責任問題＞／李筱峰教授個人網站「筱峰史論」 2002-02-21）
許多人證物證早已證實蔣介石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三月大屠殺的「藏鏡人」。以下足以彰顯蔣介石操控屠殺慘案卻公開說謊的證據確鑿論述與報導，只是汗牛充棟參考資料中的鳳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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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與二二八事件／兼論其責任問題＞（李筱峰／李筱峰教授個人網站「筱峰史論」 200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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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派兵赴臺鎮壓二二八事件的手令＞（台灣控 2014 年 3 月 9 日，下午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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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是不是一場屠殺？＞（李筱峰／民報 2015-03-04
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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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外媒報228 恐怖、斷頭、閹割＞（蘋果日報 2017 年 2 月 28 日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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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
killings are put at 10,000／Foreigners say the Chinese slaughtered demonstrators without
provocation＞（Tillman Durdin／March 29, 1947 - New York Times；The
February 28 Holocaust／Copied from Taiwan, Ilha
Form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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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
the bloody hand ＞（Newsweek, 7 April 1947；The
February 28 Holocaust／Copied from Taiwan, Ilha
Form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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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or
in Taiwan＞（Peggy Durdin／The Nation, May 24, 1947 ；The
February 28 Holocaust／Copied from Taiwan, Ilha
Formosa）
要旨：
一、切望臺省同胞深明大義，嚴守紀律，勿為奸黨所利用。
二、自動取消非法組織，恢復地方秩序，俾臺灣同胞皆能早日安居樂業，以完成新臺灣之建設。
本文：
此次臺省不幸事件之起因，各報多已刊載，緣自去年收復臺灣之後，中央以臺灣地方秩序良好，故未多派正規軍隊駐紮，地方治安，悉由憲警維持。一年來，臺省農工商各界同胞，原有守法精神與擁護中央之精誠表示，其愛國自愛之精神，實不亞於任何省份同胞。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徵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臺籍同胞，其中一部份為「共產黨員」，乃藉此次公賣局取締攤販，乘機煽惑，造成暴亂，並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中央以憲政即將實施，而且臺灣行政本應早復常軌，故凡憲法規定地方政府應有之權限，中央儘可能授予地方提前實施。陳儀長官秉承中央指示，已公開宣布定期改設省政府，取消長官公署，並允於一定期限內實施縣長民選，臺省同胞對此皆表示歡欣，極願接受。故此次不幸事件，本已可告一段落，不料上星期五（七）日，該省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突提出無理要求，有取消臺灣警備司令部，繳卸武器，由該會保管。此種要求，已逾越地方政治範圍，中央自不能承認。而且日昨又有襲擊機關等不法行動，相繼發生，故中央已決派軍隊赴臺維持當地治安，據報所派部隊昨夜已在基隆安全登陸，秩序亦佳，深信不久當可恢復常態，同時並經派遣大員，赴臺協助陳儀長官處理此次事件，本人已嚴電留臺軍政人員，靜候中央派員處理，不得採取報復行動，以期全臺同胞親愛團結，互助合作，務希臺省同胞深明大義，嚴守紀律，勿為奸黨所利用，勿為日人所竊笑，冥行盲動，害國自害，切望明順逆，辨利害，徹底覺悟，自動的取消非法組織，恢復地方秩序，俾臺省同胞皆得早日安居樂業，以完成新臺灣省之建設，始無無負於全國同胞五十年來為光復臺灣而忍痛犧牲艱苦奮鬥也。
蔣介石與二二八事件
兼論其責任問題
資料來源：李筱峰教授個人網站／筱峰史論
2002-02-21
壹、前言
二二八事件雖然是一個歷史的課題，但是由於它的影響以及懸而未決的問題，一直延宕至今，因此，它又是一個政治課題。政治課題必然會帶動歷史課題的討論；而歷史課題的討論，也可以提供政治課題的解決。例如，導致二二八事件會有如此重大的傷亡，以及造成全島的社會菁英幾乎在同一時間被消除殆盡，最重要的關鍵人物是誰？這個問題的檢討，過去因受政治環境的限制，往往避重就輕，或有所隱諱。論者每每將造成二二八事件重大傷亡的責任，推給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警總參謀長柯遠芬、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等人。然而，陳儀已於
1950 年遭槍決；柯遠芬長期避居國外，且已於去年過世；彭孟緝也已垂垂老矣。責任由他們分攤，政治課題似乎單純化不少，然而歷史課題卻因此更加模糊。
陳、柯、彭等人固然有其不可旁貸的責任，但是除了他們之外，並非不再有可議之人。筆者以為，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此事件中的許多處置決斷，亦不無可議之處。本文的主要目的，在討論二二八事件中蔣介石的角色、其對時局事態的認知，以及他的一些決斷所造成的影響，進而討論他在事件中的責任問題。
此處所謂「責任」問題，可分「政治責任」和「歷史責任」而言。然二二八事件發生至今已屆半世紀，而蔣介石也已過世二十多年，則所謂政治責任，對於已死去的蔣介石而言，毫無意義。蓋因已死之人，自無須負任何政治責任。然而，人既已蓋棺，自無法逃於後人之自由論斷，因此，有關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責任」問題，自然指的是他在此一歷史事件中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此即「歷史責任」的討論。如果時光倒流，回到蔣介石主政的時代，此一「歷史責任」則成為他應負的「政治責任」(雖然他未曾負過任何政治責任)；而他當年應負卻未負的「政治責任」，在時過境遷的今日來看，則成為吾人討論的「歷史責任」。
貳.事件前的不當措施
一、總督獨裁制的復活
1945 年初，二次大戰漸入尾聲，台灣將於戰後受中國國民政府接管的態勢亦漸明顯。是年的
2 月，蔣介石主導的國民政府在重慶成立「台灣省行政幹部訓練班」。在成立會上，蔣介石致詞說：「日人治台多年，成績甚佳，吾人接管之後的治績，若不能超過日人，甚或不及日人，皆為莫大之恥辱，不僅有違諸生來此學習之目的，而且對不起國家民族。」
蔣介石對於「日人治台多年，成績甚佳」這一認識，大抵是不錯的。質是，對於治績不錯的台灣，應以什麼態度來接管，這是一項重大的考驗。過去，蔣介石未曾料到台灣會成為他主導的政權所管轄的土地，甚至到了對日抗戰前，蔣介石都還援引過去孫文的談話，將台灣和朝鮮相提並論，贊成朝鮮和台灣兩地的同胞能恢復獨立自主。[1] 因此當大戰接近尾聲，而接管台灣頓成定局之時，對於如何接管台灣，顯然有措手不及之感。雖然已意識到「日人治台多年，成績甚佳」，但他對台灣的了解，其實仍相當有限。此時，「台灣學」確是蔣介石亟需加緊充實的課業。
雖然蔣介用以了解台灣現況的管道不多，但當時投奔在中國的一些台籍人士（俗稱「半山」）的意見，應該是蔣介石用以了解台灣的最佳管道。當時，半山人士在重慶創辦有《台灣民聲報》，自
1945 年
4 月 16 日創刊至 10 月 7 日總共發行十期，這份標榜「擬請祖國人士正視台灣民眾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標」的半月刊，在蔣介石政府接管台灣的前夕，向蔣介石當局提出許多有關接管台灣應注意的寶貴意見。試舉其中重要建言如下：
曾經在二Ｏ年代馳騁於台灣的社會運動場的謝南光（春木），籲要制定台灣省憲、實行台灣的地方自治，他說：
「任何軍政府不能得到人民的協助，它的軍力怎樣雄厚也是空的。我們首先要取得人民合作就要實施憲政，實行地方自治，尤其是民主主義運動有了五十年歷史的台灣，地方自治有廿五年歷史的台灣，不尊重人民的自治，政治就不容易上軌道，反容易造成各種混亂。」[2]
任職軍委會政治部台灣義勇隊區隊長的謝掙強，也發表類似的看法：
「為要保持台灣原有的繁榮與進步，為要爭取台灣人心的內向，我主張要將台灣提早實施憲政，以作國內各省實施憲政的示範。…台灣人民受教育的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遠較國內普遍，文盲極少，且其程度也較國內為高，同時已有廿五年的地方自治的經驗，…」[3]
署名「孝紹」的作者，更把六百萬台灣人民比擬成留日學生，要蔣介石當局善待他們：
「要祖國上下以留東五十年老留學生看待台灣人民。這觀感非常重要。倘如以日本殖民或日本奴隸（一般台灣人都具有反抗精神的）看法對付台人，那麼中國之收復台灣，就無異中國之殖民台灣了。…要之，台灣人民是留東五十年的老留學生，確非誇張其事。五十年學習日本的科學技術，現在已有可觀的成就，耕田人懂的改良種子，增加農產的理論和實際，工人不但懂得運用機器，還可配修機器，甚至製造機器，對於複雜精巧的機器，譬如飛機艦艇，能駕駛者，既大不乏人，其能製作配備者亦大有人在，其他等等，真是不遑枚舉。好了，不久之將來，這一大批老留學生快要畢業回國了。祖國應該好好地看待他們，不宜再有歧視輕蔑的心理。」[4]
以上這些建言，若能聽進蔣介石的耳中，或許後來不致於有形同日本總督府復活的「行政長官公署」制的出現，對台灣也許也不至於造成往後那麼嚴重的差別歧視。然而，這些建言，顯然沒有對蔣介石產生作用。
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隨即設立與中國大陸各省制度迥異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蔣介石於
1945 年
8 月 29 日親筆特任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又於
9 月 7 日特派陳儀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9 月 20 日公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行政長官公署受中央的委託，得辦理中央行政。行政長官公署對於在台之中央各機關有指揮監督之權，並可在職權範圍內發佈署令及制定單行規章。長官公署制度與各省的委員制不同，各省的省府實行合議制，委員與省主席同為簡任官，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之各處及秘書長都是行政長官的幕僚人員，都是簡派。所以，戰後台省行政長官制係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於一身的特殊化統治方式，誠
如學者鄭梓所評論的：「對照於戰前日據下的台灣總督，則不論其象徵性的地位抑或實質上的權力運作，又都極為類似。」「長官公署兩面性的隔離治台政策不過是在保障部分大陸的舊官僚、舊政客一方面跨海掠地以鞏固派係地盤，並嚴防其他各路勢力的入侵及搶奪，另一方面則便利迎合中央當局的強徵調取以投入內戰。」[5]，所以戰後台灣即進入特殊化的統治時期。[6]
被稱為「新總督」的陳儀，後來曾經為這種備受詬病的新殖民體制辯稱說：
誠然，造成這種新殖民體制在台灣延續，蔣介石是難辭其疚的。其中，除了因為蔣介石對台灣的無知之外，也可能係因其對台灣的輕視。丁果就曾經這樣評論：
「戰後初期，台灣在蔣介石看來並非那樣地重要。在大陸上的重要省份及都市的「接收」工作均由蔣氏以親信行之，而在台灣，可以想見，便以非嫡係的陳儀行之。舉一例以明之。主要為陳儀所負責擬定的「接管計劃綱要草案」，於完成之後便被束之高閣，遲遲未作審查。其後發表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時，草案未經慎重討論，便逕由最高國防委員會草草通過。由此事或可略窺台灣之不受重視。」[9]
二、草率派「賊仔兵」駐台
除了在台灣建立起讓台灣人大失所望的「行政長官公署」制之外，蔣介石選派駐台部隊之草率，亦有相當可議之處。蔣介石既然知道「日人治台多年，成績甚佳」，理應派素質最好的部隊（如青年軍）來台，以免有礙觀瞻於充滿期待的台灣人民，更可免正在熱烈迎接祖國的台灣民眾因受騷擾而致心碎。然則，蔣介石未能聽進滯留中國的台籍半山人士的意見，結果派遣一支軍紀敗壞的七十軍來台，造成台民極度的反感。
七十軍的軍紀如何敗壞？且看當時擔任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高維民，對七十軍的一段回憶：
「廿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發現這個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訂價後不作興討價還價，店東可說是童叟無欺，對每個人都很和藹、誠實。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但是七十軍的部隊實在太糟，該軍在基隆未下船前，雖有零星上岸，披著毯子，拖著草鞋，隨便在船邊大小便者，而因範圍小，影響不大，正式下船時，雖然整隊而行，其服裝破爛，不堪入目，於夾道歡迎的人群中，頓使台省同胞失望，…七十軍是先我一週來台的。這些兵於十月廿五日開始接收之日放出來以後，問題多了。…[中略]當時台胞普遍都騎腳踏車，譬如到郵局辦事，都把車停在郵局前面的車架裡，那些兵一看沒鎖，也沒人看，騎了就走。[中略]那時候沒鐵門，也沒有圍牆，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院子種些花草，也有少數士兵一看屋裡沒人，跑進去拿東西，這在過去從來沒有的。還有，不守秩序，他們習慣的坐車不買票。搭火車不走正門，從柵欄上就跳進去；上車也不走車門，從車窗就跳進跳出。當時只有一家大陸口味的大菜館蓬萊閣，該軍一少校參謀吃飯時，對女招待動手動腳，惹起反感，乃開槍示威。」[10]
隨七十軍來台的軍人作家張拓蕪說，台灣民間稱七十軍為「賊仔兵」。且聽張拓蕪對這群所謂「賊仔兵」的一段敘述：
「台灣在日本統治之下其最大的成就是夜不閉戶的良好治安，以飼養的家禽來說，居民都是一籠籠，一簍簍放在自家門外，和腳踏車一樣從來不加鎖的，也從來沒有遺失過。然而自從這個中央軍進駐以後，雞籠、鴨簍以及腳踏車甚麼的便時常無故失蹤。…」[11]。
派遣這種軍隊入台，造成對台灣人民心理上的極大創傷。這是蔣介石自始至終所不曾檢討反省過的一大失誤。
三、對台灣民意無知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新殖民體制，終於帶來政治與經濟的全面壟斷。台灣人民在經過短暫的慶祝「光復」、迎接「祖國」的狂歡之後，逐漸收斂起他們天真的笑容，開始面對經濟的蕭條與凋蔽，目睹政治的腐敗與不公、飽嚐社會的動盪與不安、忍受軍人的欺辱與騷擾…。終戰隔年的台灣，民心之向背已有極大的轉變。然而，蔣介石顯然沒有能力去了解當時台灣民心的轉變。
1946 年
10 月 21 日起至 28 日，蔣介石親臨台灣做了為期一週的視察，這應該是他接近台灣民眾、探查台灣民謨、了解民間疾苦的好機會。當時由林茂生主持、黃旺成擔任總主筆的《民報》，以＜迎迓蔣主席蒞台＞為題，發表一篇語重心長的社論，該社論借歡迎蔣介石之便，夾帶提出訴願。社論中說：
「我們台胞之歡迎蔣主席，是有特別的意義和感想。」「…今得主席親臨台疆，其喜不言可知。…光復以來，已經過一年餘，因由祖國移來不少的壞習氣，加之貪污案情續出，而且有以征服者之對待被征服者的優越的態度，使台胞們發生了極大的憤懣與不快，甚至有生起悲觀，放棄了對於將來的希望。此或免不了有性急之嫌，但可以推察台胞們是期待過大，故有這樣的失望。…倘使為政者能明察台胞們的隱衷，善用其愛國的熱情，致信起用，如目前視為難事的維持治安，救濟失業，增加生產，抑平物價，振興農村，運營工廠等事，又何難實現？主席甫臨本省，在表示滿腔熱誠的歡迎之中，夾談了許多帶有訴願之意的情事，或許要被斥為野人不知禮，唯因抑不下愛台灣愛中國一片的熱情，所以顧慮不了體裁，略陳台灣的概況及人心的好惡。想主席關心民謨，既於政務多忙之中，特地來臨，必有裨補於台灣時艱，以慰台胞們的渴望。」 [12]
然而，蔣介石對這類民間輿論，顯然視而不察、置若罔聞。在他來台「視察」期間，只看到他不是祭拜忠烈祠，就是到日月潭、紅毛城、基隆炮台等名勝古蹟尋幽訪勝，要不然就是接受民眾歡迎歡呼、接受高山族歌舞致敬…。[13] 他並未能真正了解台灣人民的心聲。「光復」以來台灣民心之向背，他不僅絲毫不能體察，反而還在他的日記中，得意洋洋地自我滿足於他巡視台灣的「收穫」。在
10 月 26 日記本週反省錄中，他這樣寫到：
「台灣尚未被共黨份子所滲透，可視為一片乾淨土。今後應積極加以建設，使之成為一模範省，則俄、共雖狡詐百出，必欲亡我國家而甘心者，其將無如我何乎！余此次巡視台灣，在政治上對台灣民眾之心理影響必大也。」
10 月
31 日記本月反省錄中，他又記載：
「巡視台灣之收穫，較諸巡視東北之收穫尤大，得知全國民心之所向。」[14]
蔣介石實際上對台灣的民心一無所知，卻自以為來台灣走一趟，必能對台灣民眾心理產生影響，這正是獨裁統治者的心理通病。
參.事件中的不當處置
蔣介石視察台灣的四個月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
真正釀成二二八事件的重大傷亡,並不在事件爆發初期（2 月底 3 月初）的抗官民變，而是在 3 月 8 日晚上國府軍廿一師軍隊登陸台灣之後所展開的一連串鎮壓與屠殺，以及隨之而來的所謂「清鄉」。而配合「綏靖」與「清鄉」的同時，全島各地的許多社會菁英很明顯地遭到有計劃的捕殺，造成台灣社會難以彌補的損失。在此過程中，蔣介石的處斷，有無可商榷之處？
一、聽信特務一面之詞，貿然出兵
據陳儀的報告，二二八事件自發生起至
3 月 6 日之間，共有兩次電文呈報蔣主席，第一次及
28 日向蔣介石簡報事件之發生及實施臨時戒嚴情形，由於該摘錄電文中未提及派兵之事，無從判斷有請兵之事。第二次電文係於
3 月 1 日發出，雖然內容不詳，但其給蔣氏的印象是情況並不嚴重。[15]
又據一位當年在陳儀身邊負責收發信件的人員舒桃（本名舒元孝）指出[17]，1947 年 3 月 1 日早上，台灣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來面見陳儀，要求指示處理群眾聚集的方式，陳儀表示要等候蔣介石命令，隨後事態愈形嚴重，柯遠芬要求動武，陳儀只得發電報向蔣介石請示，晚上即傳來回電，舒桃經手該電報，親眼看見該電文中寫明「格殺勿論」「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等字。
在目前可查到的史料中，雖無上述舒桃所言之資料。不過，蔣介石這種「格殺勿論」的處斷方式，並非無前例可循，試看
1936 年西安事變前，中國的愛國學生在西安市示威請願時，張學良替學生向蔣介石請命，蔣介石卻怒斥道「對於那些青年，除了用槍打，是沒有辦法的。」[18] 揆諸蔣介石過去這種迷信赤裸裸暴力的性格，他在面對「新征服區」台灣的群眾抗議事件，可能採取「格殺勿論」態度，似乎也就見怪不怪了。
自 3 月 1 日凌晨南京中統局接到台灣調查統計室的十萬火急電文，報告事件的發生起，以後每天急電二次，中統局局長葉秀峰向蔣介石主席建議加派勁旅三師赴台。中統局刻意強調事態之嚴重，例如
5 日電稱參加暴動者多屬前日軍徵用之海外回來浪人，全省計約十二萬人。憲兵團長張慕陶亦指稱台灣局勢已演變至「叛國奪權階段」，地方政府完全失卻統馭能力，暴民已收繳各地軍警武器，總數在四千枝已上，而指責陳儀「似尚未深悉事態之嚴重，猶粉飾太平。」[19]
但是蔣介石並非只接到在台特務單位的單方面情報，在另一方面，三日上午「二二八事件事件處理委員會」議決上電蔣主席報告事件真相，旋於下午四時以台灣省民眾代表大會之名義上電，指控長官公署放任軍警胡亂開槍，射殺民眾，惹起省民公憤，光復以來政治惡劣，不法橫行，屢經省民要求改善卻一無效果，籲請中央速派大員來台調處以平民憤，並速實行地方自治[20] 同日（3 日），台灣旅滬同鄉會理事長李偉光代表也上書蔣介石，請求徹查慘案真相，嚴懲慘案造成的法律和道德責任，以及澄清吏治，以新台人耳目。[21] 由上可見，蔣介石在同時也接到來自台灣民間的意見與聲音。但是，很明顯的，他只聽取在台情治單位的片面之詞，而對於民間的聲音，似乎置若罔聞。
3 月
5 日，蔣介石已決定派廿一師赴台。根據廿一師師長劉雨卿後來的回憶，劉在
3 月 5 日即已接奉蔣介石的命令：「師屬各部應立即準備赴台」，3 月 6 日，劉雨卿飛抵南京謁蔣介石，蔣面授機宜，並發給六百枝手槍。3 月 7 日午前，劉雨卿由南京乘美齡號專機飛台灣旋即晉見陳儀，面陳蔣介石的意旨。[22] 3 月
5 日，蔣介石以急電告知陳儀，已派兵一團及憲兵一營，限於
3 月 7 日由上海出發。[23]
3 月
6 日陳儀又再度呈報國府主席蔣介石，在電函中表示駐台兵力不足，明白要求中央派兩師的軍隊來台「消滅叛亂」，以下是這通電函中，請求派兵的幾段關鍵語：
「自二月二十七日事情發生，奸黨、御用紳士等，即乘機鼓動排斥外省人反抗政府。緝私誤傷人民，就事論事，本甚簡單，民眾如有不滿，請願可也，提出意見可也。但此次事件發生以後，即發生下列行為，毀壞公私器物，毆打外省人(此次外省公教人員吃虧甚大)散布謠言，奪取槍械，包圍縣市政府，可知其決非普通民眾運動可比，顯係有計畫、有組織的叛亂行為...此次事情發生後，職之處置甚感困難。就事情本身論，不止違法而已，顯係叛亂行為。嚴加懲治，應無疑義。惟本省兵力十分單薄，各縣市同時發動暴動，不敷應付。…[中略]...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不能容其存在。」
因此陳儀在電函中向蔣介石要求：「台灣至少需要紀律嚴明，武器精良之國軍兩師，派大員主持。…[中略]…為保持台灣使其為中華民國的台灣計，必須迅派得力軍隊來台。」
同樣在 3 月 6 日陳儀呈電請兵的當天，台灣省全體參政員復緊急上電蔣介石主席，重申光復以來公署嚴重失政，積成民怨，以致爆發事件；要求根本改革台政，以符合地方自治和保障人權的規定；籲請速派大員來台協同處理，勿用武力彈壓，以免事態擴大。[24] 同日，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電呈事件經過，表示除嘉義尚有軍民衝突外，其他各地秩序已漸恢復，但省民殷望徹底改革台政，擁護中央熱誠如故，請中央「速決治台方針，簡派大員來台處理，以免事件擴大，貽笑外人。」[25]然而，蔣介石對於這些來自台灣民間的聲音，依然不予理采，因此絲毫未改變其派兵的決定。
蔣介石在決定調兵來台的當天，台灣的「叛亂」是否更加激烈化而致非派兵來台不可嗎？以下，我們來檢視一下
3 月 5 日全島各地情勢狀況。根據翌日（3 月 6 日）《台灣新生報》的有關全島各地情勢狀況的新聞標題－
「市內商店全部開市／交通均恢復
學校照常上課」（一版）
「台中市連日情況／市區秩序已恢復」（二版）
「台南市內以告平靜／軍政民共同商洽處理辦法」（二版）
「花蓮民情極為平穩／軍隊自動撤回兵營/憲兵表示不甘涉民間行動」（二版）
「彰化曾一度騷動／三日秩序完全恢復」（二版）
「嘉義群情不安／陳少將抵地接洽／紅毛埤方面衝突停止／機場衝突尚未告平靜」(二版)
以上新聞，除最後一則的嘉義地區之外，其餘都顯示出各地秩序已在恢復之中（這是二二八事件事件處理委員會及各地分會連日來經過協商調處，有以致之），但在各地秩序逐漸恢復的情況下，蔣介石卻聽信陳儀及在台情治人員的一面之詞，冒然派兵來台。
二、不理國際警訊，卻諉過於人，放縱陳儀
當蔣介石派兵赴台的消息傳出，台灣社會上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時候，在台北的美國領事向其駐南京的美國大使館請求即刻派飛機到台灣接運其眷屬離台，因為他們認為軍隊一到，情勢必將惡化，在台美僑勢必遭池魚之殃。為了此事，美國駐華大使特於三月七日向蔣介石查詢有關消息。此外，上海的台灣人民間團體「台灣省政治建設促進會」也透過外國領事館轉一電給蔣介石，籲請蔣切勿派兵來台，否則情勢必更惡化。但是，面對這些重要的警訊與民間反映，蔣介石不但「置之不理」（蔣自己的用語），而且將他「置之不理」的態度，還特別電告在台灣的陳儀。以下是這通電文的全部內容
（原文無標點）：
「台灣陳長官：據美使館接其台灣領事來電稱，請美使即派飛機到台灣接其眷屬離台，以為今後台灣形勢恐更惡化云。美使以此息告余，一面緩派飛機，一面覆電問其領事究竟如何云。又接台灣政治建設促進會由外國領館轉余一電，其間有談勿派兵來台，否則情勢必更嚴重云。余置之不理，此必反動分子在外國領館製造恐怖所演成。近情如何？盼立覆。中正」[26]
派兵本就不該兒戲，其後果結局將會如何，早該做預先評估。對於原本誇大不實的特務情報不能明察，已屬失誤，更何況外國使館及台灣民間團體提出重要的警訊，蔣介石不但不加謹慎檢討，反而「置之不理」；不但「置之不理」，而且還反過來責罵人「反動分子」、「製造恐怖」；不但罵人，更且把他罵人的話電告陳儀。陳儀在獲得援兵之後，已經有恃無恐，如今再接到這種鼓舞的電文，他當然就更加明目張膽了。
三、牽強的派兵藉口
蔣介石又於 3 月 10 日的「總理紀念週」上，對二二八事件發表談話指出：
「緣自去年收復台灣以後，中央以台灣地方秩序良好，故未多派正規軍隊駐紮，地方治安悉由憲警維持。一年來台灣農工商學各界同胞，原有守法精神與擁護中央精誠之表示，其愛國自愛之精神，實不亞於任何省份之同胞。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征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台人，其中一部份為共產黨員，乃藉此次專賣局取締攤販，乘機煽惑，造成暴動，並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中央以憲政即將實施，而且台灣行政本應早復常軌，故凡憲法規定地方政府應有之權限，中央儘可授予地方，提前實施。陳長官秉承中央指示，以公開宣佈定期改設省政府，取消長官公署，並允於一定期限內，實施縣長民選，全台同胞皆對此表示歡欣，極願接受，故此次不幸事件，本已可告一段落。不料上星期五（七日）該省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突提出無理要求，有取消台灣警備司令部，繳卸武器由該會保管，並要求台灣陸海軍皆由台灣人充任，此種要求已踰越地方政治範圍，中央自不能承認，而且昨日又有襲擊機關等不法行動相繼發生，故中央已決定派軍隊赴台，維持當地治安。」[27]
依蔣介石的說詞，他決定派兵赴台一事，乃是因為「二二八事件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無理要求」之故。蔣介石所提及的有關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要求，是否真的「踰越地方政治範圍」，估且不論，但是設若其要求果真已踰越地方政治範圍，充其量也僅只是「要求」而已，中央儘可不必答應其要求，何以竟將「要求」視成「叛亂」？世上難道有地方人民向中央政府要求讓他們叛亂的邏輯嗎？若真要叛亂，何須向中央提出要求？
至於蔣介石談話中所謂「昨日又有襲擊機關等不法行動」，亦有待商榷，蓋其所言之「昨日」應係三月九日，然而三月八日下午蔣介石所派的軍隊廿一師已抵達台灣，在基隆登陸並展開屠殺，且軍隊於當晚就進入台北。所以三月九日若真有襲擊機關之行動，也是在軍對進入台北之後的事，既然派兵在先，襲擊機關在後，何以「後事」會成為「前事」之因？真是荒唐至極。
其實蔣介石決定派兵，早在 3 月 5 日就已做成決定，當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尚未提出四十二條要求。
四、以「綏靖」為名的屠殺行動
對於一個正在恢復秩序的地區，卻派大兵來「綏靖」「鎮壓」，是一件荒謬的事。事實上，自三月八日大軍抵台以後，軍憲的角色，「屠殺」大於「鎮壓」。因為真正擁兵反抗的地方很有限，需要軍隊「鎮壓」的地區，僅限於嘉義附近、中部一帶而已。其他許多市鎮，儘管出現有民眾挾持警所武器的情事，但有些地區是以維持地方治安為目的，有些地方，雖確屬抗官民變，但在軍隊來臨之前，因地方處理委員會的斡旋調解，早已趨於平靜，因此來台軍隊所遭遇的抗鬥，規模並不大。無怪乎，廿一師一位駱團長在參加此次來台「平亂」後，有感而發道：「此次戰鬥是多年戰場經驗中最輕易的戰鬥，可說連警戒戰都說不上。」[28]然而，對於沒有反抗的民眾進行「鎮壓」，實際就是「屠殺」。試看軍隊一登陸之後，不分青紅皂白，便對民眾胡亂開槍掃射的情形－
根據一位基隆市民向台灣史學者楊逸舟作的目擊證言，說：
「登陸的士兵對著碼頭工人與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機槍掃射，瞬時有數十名、數百名的工人應聲倒下，悲鳴與哀號四起。市民見狀，便亂奔亂竄，慢一步的人就成為槍口獵物。惡魔突然降臨，橫掃市街，死傷者倒在路面，到處皆是...。」[29]
住在基隆的許曹德，當年約十來歲，軍隊登陸當天，他躲在門縫後，窺見殺戮的場景。以下是他的片段回憶：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軍隊登陸，但聽到風聲，家裏準備緊閉店門、防止意外的下午，便聽到南榮市區方向傳來可怖的槍聲、人群奔逃嘶叫聲、軍隊對行人吆喝站立聲、不斷的雙方向射擊聲。從店門的縫隙看出去，看到軍隊舉槍對任何起疑的人物，無論大人小孩一律射殺的恐怖鏡頭。我軟躺在門邊，趕快爬進後面臥房，一聲不響的掩臥在被褥中，母親、大哥也躲到後面天井的醬菜倉庫。直到黃昏，我們仍然不停的聽到外面恐怖的槍聲、機關槍聲、抓人的命令聲、喊冤枉的呼救聲，子彈甚至都打到店門，樓房外牆柱子也感到軍隊槍托的碰撞聲。直到深夜，整個市區戒嚴，平常晚上必然聽到的盲人按摩的幽怨吹笛聲、行人聲、馬路卡車聲，一下戛然而止，化為死城。第二天，恐怖加劇，街上任何人物移動、任何抗拒，當場射殺。我們聽到一批批青年在槍尖下押向市區，看到一輛輛軍用卡車載著面露恐懼的青年駛向市區。我們看到馬路邊從昨天躺臥到現在，今天又增多的一具具屍體。我看到比戰爭時期被轟炸、被飛機射殺的場面，更驚怖百倍的鏡頭：射殺一個人就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我們整天都活在極度的恐懼中，不知道這些野蠻軍隊，會不會衝進我們店?媟j捕。我看到媽媽從未如此害怕過，只看她不斷唸大悲咒、唸阿彌陀佛。我們最怕大哥發生意外，他是鎮壓軍隊懷疑的對象。此時，任何二十歲的台灣人，只要踏出門口，休想活著回來。」[30]
美國國務院所刊行的《對華白皮書》中，也曾提到當時軍隊濫殺的情形，茲引一段如下：
「三月九日起，發生廣泛而無差別的殺戮行為。在美國領事館員的宿舍前面，工人並未有任何挑釁行為，就被刺刀刺死。也看到軍人搶奪行路人的錢財。婦女從家中被拉走，老人跑出去抗議，即被兩個軍人砍倒。服務於教會的加拿大籍護士，勇敢地奔梭於槍彈中，搶救受傷的人們。當她帶領負傷者往醫院的途中，軍人從後面開槍把負傷者射死。年輕的台灣青年被綑縛起來，用鐵線貫穿手掌，拉過街道盡端。教會附近，一個小學女教師從後面被擊，被掠奪。有一美國婦人的家，受到附近陣地的機槍的射擊，一
個英國企業家要去救她，子彈貫穿了他的衣服，幸未打中他的身體。另外一個人看到一個騎自行車的青年，被憲兵叫下來，用刺刀刺穿了手掌。有人要躲，有人要逃，可是人們被射擊。軍人看到任何喜愛的東西，即掠奪過來。三月十日，領事館附近萬華一帶，許多商店主人被射擊。」
然而，如此進行殺戮與劫掠的軍隊，在蔣介石的觀念中卻是「秩序亦佳」。蔣在
3 月 10 日的「總理紀念週」的發言中說：
「…據報所派部隊昨夜已在基隆安全登陸，秩序亦佳，深信不久當可恢復常態。同時並將派遣大員赴台協助陳長官處理此事件。本人並已嚴電留台軍政人員，靜候中央派員處理，不得採取報復行動，以期全台同胞親愛團結，互助合作。」[31]
蔣介石心目中的「秩序亦佳」的軍隊，被令「不得採取報復行動」，實則軍隊在台的行動，正進行著一場比「報復」更為殘忍的無辜屠殺與劫掠。
五、對社會菁英的有計劃捕殺
更令人痛心的是，全島各地的許多社會菁英名流,都在幾乎相同的時間（3 月 9 日起）被捕遇害，例如，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經濟歸來的台灣金融家陳炘、省參議員王添燈、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省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曾任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的建中教員王育霖、台北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其律師胞弟李瑞峰、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鍊、專賣局煙草課長林旭屏、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基隆市參議會議長楊元丁、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制憲國大代表，花連縣參議會議長張七郎及其兩名醫師兒子張宗仁、張果仁、著名畫家陳澄波、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炳欽、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台南縣商會理事長，縣參議員黃媽典、台南市的著名律師湯德章、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屏東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
這些不勝枚舉的台灣各地的社會菁英，幾乎在 3 月
9 日以後的一個月中被捕遇害。他們絕大部分都未涉及暴動，但卻無故遇害，部隊既是前來「平亂」的，為何卻連沒有「亂」的人也要「平」？ 顯然這些人不是被誤殺的，因為不可能在幾乎相同的時間社會菁英人士會如此「巧合」被誤殺，足見那是一場有計劃的謀殺。問題是，誰有那麼大的權力和膽量敢決定這種大規模的政治謀殺與整肅？是行政長官陳儀？警總參謀長柯遠芬？還是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抑或是軍統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以他們的職權，誰能承擔這個有計劃的大規模政治謀殺與整肅行動的後果？1992 年柯遠芬在美國接受學者賴澤涵的訪問時表示，當時一切措施係依照蔣介石的指示。他說：「當時的局勢雖然有點亂，但只要依照先總統蔣公的指示辦理，執行起來就沒有什麼困難。」柯遠芬是在推諉責任呢？抑或他真在吐露真情？
非常諷刺的是，蔣介石在派兵赴台時，曾給陳儀一通「嚴禁報復」的電文：
然而 3 月 9 日以後對全島各地社會菁英的大捕殺，正是一場藉機報復的大整肅。蔣介石既然有令在先，「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則事後應該有追究責任、糾舉過失的處置。然而，實際上，事後並沒有聽說有那位主事者因此而以抗命罪被論處，沒有人因濫捕、濫殺、施行報復而遭追訴。陳儀雖於事後被調離台灣，改任國民政府顧問，但隔年
6 月，又被蔣介石拔升擔任浙江省主席。[33]（他後來雖被處決，但罪名係以通匪名義，與二二八事件無關）；在「清鄉」期間捉拿不少「人犯」的警總參謀長柯遠芬也沒有受到任何嚴重處分，反而後來還被蔣介石任命為金門防衛部司令；半山出身的軍統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於事件後受層峰讚賞，旋出任全民日報社社長，並於
1951 年、1954 年擔任台灣省議會副議長。（雖然他後來被鬥倒，是另一波的派係政爭，與二二八事件無關）[34]；而在高雄大屠殺的要塞司令彭孟緝，於事件後，不但沒有任何政治責任，反而被記大功二次，傳令嘉獎，並於事件二個月後被擢升為台灣警備司令，且於次年元旦敘勳，奉頒四等雲麾勳章。這些濫殺無辜、實施報復的執行者，沒有一個被嚴懲，反而被蔣介石升官重用，則所謂「嚴禁報復，違者以抗令論罪」之說，不啻成了障眼的煙幕了。
肆.結論
蔣介石身為中國國民政府的主政者，一向以「民族救星」自居，卻不能了解戰後台灣社會與民心之所須，竟以征服者之心態，在台灣設置形同日本時代總督府復活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制度，且派來軍紀敗壞、欺民擾民的軍隊接管台灣。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一味縱容在台軍政情治人員，聽信其一面之詞，而置民間意見於不顧。在台灣的秩序漸趨恢復的情況下，竟貿然派兵來台；於派兵來台之前，不能明察實情；於派兵之中，得到國際及台民重要警訊，猶不知謹慎檢討、防患未然，反而一意孤行，諉過於人；縱容地方上的軍憲特務，濫捕濫殺；而於血腥整肅之後，不但沒有懲凶糾謬，反而獎惡賞瀆…。這些錯誤，不僅造成台灣社會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也使往後的台灣社會烙下痛苦的傷痕。
這一切當年蔣介石沒有負起的政治責任，今天我們只能以平和的態度來探究其無可旁貸的歷史責任。
[6]1944年4月17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在中央設計局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統籌規劃接收台灣的事宜，尚有一些較周詳的接管計劃，但後來棄之不顧，改以行政長官公署的設計，其一切大政方針與原先的「台灣調查委員會」所研具的方案大相逕庭。(詳參鄭梓前引文)
[28]見江崇林，＜台灣二二八事件親歷記＞。
蔣中正派兵赴臺鎮壓二二八事件的手令
資料來源：台灣控 2014 年
3 月 9 日，下午 1:21
手令的內容是：「台灣 陳長官。已派步兵一團并派憲兵一營，限本月七日由滬啓運，勿念。中正」
「寅微」是過去電報表示月和日的代字，指的就是
3 月 5 日。陳長官是當時的行政長官陳儀。這張蔣中正的手令，以急電發給當時人在臺灣的陳儀，要陳儀放心——用臺灣話來說，就是要陳儀「免驚」，他已經命援軍
3 月 7 日從上海出發，很快就會到。
二二八事件的大規模屠戮行動，就是從六十七年前的今天（3 月 8 日）開始。不過當時人在高雄的要塞司令彭孟緝早在二天前的
3 月 6 日下午 2 時，便擺出對敵作戰的態勢，下令「攻擊」（彭自己的用語）壽山下的市區民眾與學生，頓時高雄市區橫屍遍野。
3 月
8 日，不只是國際婦女節，我們也應該記得：今天是二二八事件中，中國國民黨政府血腥鎮壓臺灣民眾，官民情勢逆轉的日子。
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臺北：編者，1992），頁 70。
來源：臺灣與海洋亞洲的 facebook
二二八事件是不是一場屠殺？
作者：李筱峰
資料來源：民報 2015-03-04 09:05
68 年前的二二八事件，不是只發生一天的事件，而是持續數月的事件。從
1947 年
2 月 27 日下午台北延平北路緝菸血案引爆衝突開始，各地武裝反抗、會議協商、要求改革，到所謂「綏靖」、「清鄉」，前後持續數月。這個事件最後為何死傷慘重？因為他最後引來了一場大屠殺。用「屠殺」形容二二八事件合理嗎？
什麼叫做「屠殺」？如果用英文思考，就是
Massacre 或叫做
Slaughter。根據
Oxford Dictionary 的定義，Massacre 解釋為 indiscriminate killing，意思就是「毫無區別地任意殺人」；Slaughter 的解釋就是 kill in a ruthless manner or on a great scale，意思就是用殘酷的方法或大規模地殺人。以上的定義，應該古今內外皆然，毋庸爭論。二二八事件中，有無進行「毫無區別地任意殺人」？有沒有「用殘酷的方法或大規模地殺人」？
要解答此問題，至今史料斑斑可考。但為了避免受到「主觀偏見」之疑，本文捨棄台灣人的見證，而以來自中國的軍官、記者的回憶及採訪報導為根據，來看看他們筆下的這場屠殺慘狀：
三月八日下午，國府軍整編二十一師的增援部隊抵達基隆；從福州運來的憲兵第四團的兩個大隊，亦乘「海平輪」登陸基隆港。同時，二十一師的另外三千名部隊，也在高雄登陸。當時奉派來台的整編二十一師的副官處長何聘儒，參與了這次來台的「平亂」之後，以其親身經歷，寫下〈蔣軍鎮壓台灣人民紀實〉的回憶文章（原載於《文史資料選緝》第十八輯，轉引自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輯》，板橋：稻鄉，一九九一）。先看看何聘儒描述部隊登陸後如何濫殺無辜：
「三月八日午前，四三八團乘船開進基隆港，尚未靠岸時，即遭到岸上群眾的怒吼反抗（按：實際並無反抗情事）。但該團在基隆要塞部隊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亂掃，很多人被打得頭破腿斷，肝腸滿地，甚至孕婦、小孩亦不倖免。直至晚上我隨軍部船隻靠岸登陸後，碼頭附近一帶，在燈光下尚可看到斑斑血跡。」「部隊登陸後，即派一個營佔領基隆周圍要地，並四出搜捕『亂民』。主力迅即向台北推進，沿途見到人多的地方，即瘋狂地進行掃射，真像瘋狗亂咬。到達台北的當天下午，又空運一個營到嘉義。嘉義羅迪光營殘部在增援部隊剛一下飛機場，即配合援軍向四周武裝的人民進行大屠殺，當場死傷數以千計。」
部隊不僅濫殺無辜，同時官兵變成強盜，何聘儒回憶說：
「四三六團於八日下午在基隆港登陸後，即派一個營分赴新竹、桃園、中壢等地鎮壓人民武裝。團部率其餘各部直開台中，駐大華酒家，同時命令所部向埔里、日月潭等地進行鎮壓。該部在沿途，對於因問詢語言隔閡，搖頭擺手的無辜群眾，亦予槍殺不少。不久，團部移駐中壢，在離開大華酒家時，把屋裡的電扇、衣服、盆碗日常用具，幾乎洗劫一空；並把這家酒家改為俱樂部。其行為甚於盜匪。」
至於南部的情形，何聘儒的回憶，特別是有關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作為，有如下的敘述：
「台灣南部的情況，事後根據獨立團第二營副營長劉家騶告訴我說：『在三月一、二兩天，暴動聲勢浩大時，彭孟緝和他的要塞部隊，都縮在要塞中不敢外出一步。三日上午我(劉自稱)帶領一個連分乘四部汽車，去解救高雄七連的圍。當時不顧一切，把架在汽車上的機槍，向沿途阻攔的人掃射。一時七、八挺機槍辟辟拍拍，被打死打傷的人真是不少，中午衝到高雄，解了七連的圍。』言下大有無限得意之感。接著又談到：當時又顧慮鳳山團部只有衛生隊、輸送連、迫砲連，戰鬥力薄弱，等於耍空城記，所以又命汽車在當天下午一、二點鐘，開回鳳山；為了顯示部隊沒有離開高雄，叫所有士兵困倒在汽車裡，使外面看不出車上有人，如空車一樣，急忙開回鳳山。臨走前派了一個指導員與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聯繫，告以『暴民』力量很弱，已被我軍擊潰，並打死不少，請彭適時支援七連。彭當時對指導員說：『我的要塞部隊，盡是老弱殘兵，戰鬥力差，今後作戰還要依靠你們。』彭孟緝聽到『暴民』已被驅散，當天下午對前往勸降的群眾代表，立即扯下羊皮，暴露豺狼本性，當場欺騙他們說：『你們的來意很好，等我進去和部屬研究一下。』轉身離開會客室，即命十幾個士兵將幾個代表，都拖到屋子外面槍殺了。
彭孟緝接到南京電報『八日前二十一軍可以陸續到台』的消息後，更加瘋狂起來了。二日[按：此日期可能有誤]晚下令高雄軍械庫，將庫存械彈盡量裝備高雄傷兵，成立一個大隊，擔任高雄守備。自己指揮要塞部隊和獨立團部隊，對高雄、台南等地進行血腥屠殺；並說：『錯殺幾個人，沒有關係，一切由我負責。』因此不分什麼『暴民』、『順民』都成為他們邀功的對象。所以等到三月十三日一四五師到達高雄隨後移駐鳳山時，所謂『台民暴亂』基本上已經平息。先是一四五師由鹽城、東台一帶開連雲港集結候輪開台的行軍途中，部隊晝夜行軍，一師人七零八落，拖了幾十里長，三三兩兩，好似麻雀隊伍一樣。沿途官兵給養，到處劫奪民物，不給分文，還有強姦婦女的行為。紀律壞到極點，人民怨聲載道。而他們認為鎮壓台灣『暴民』的任務要緊，一切都顧不得了。」
何聘儒對於這次蔣介石派兵來台，帶給台灣人民的傷害與痛苦，寄予相當的同情，他說：「自三月八日二十一軍一四六師到台開始『平亂』以後，給台灣人民帶來了無窮災難。各部隊每天都聽說有『戰果』報到軍部，……所謂戰果，實即血腥屠殺的代名詞。」中國軍官何聘儒這段話，足夠回答本問題了。
再者，中國記者王思翔，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人在台灣，親歷了這場悲劇。他在《台灣二月革命記》（原名「台變目擊記」，後改書名為「台灣二月革命記」，中國上海：動力社，一九五Ｏ）中，也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史料。以下是他對三月八日以後的大屠殺的見證：
「三月八日，血腥的日子，國民黨援軍從上海和福州奉秘密的緊急命令調來，軍官們沿途編造謊言鼓勵了士兵們的殺氣。八日下午，他們從基隆上岸，大殺一陣過後，連夜向著沿途市街、村莊中的假想敵，用密集的火力掩護衝鋒而來，殺進台北市。此時，第一號劊子手柯遠芬已先行指揮台北軍憲特務，將數百名維持治安的學生逮捕槍殺，又殺入處委會，將數十名辦事人員處死，並誣指他們是『共黨暴徒攻擊東門警備總部、圓山海軍辦事處、樺山町警務處，企圖強迫政府之武裝部隊繳械』。以此為藉口，九日上午六時發布戒嚴令，『以搜緝奸匪暴徒，弭平叛亂』。
十日，陳儀抹掉了自己曾派處長五人參加並一向以處理委員會為交涉對象的事實，下令『取締非法團體』。與蔣介石口中的『中央的德意』同時，警備總部發表『告省民書』（內容從略）」
「……街巷布滿了殺氣騰騰的哨兵，看到台灣裝束或不懂普通話者，不問情由，一律射殺；一批一批滿載做立射預備或瞄準姿態的士兵、四面張著槍孔的巡邏車，直撞橫衝吼叫而過，在三十萬人口的台北如入無人之境。『台灣人』不僅變成了可以『格殺勿論』的罪人，而且變作了被征服的奴隸，可以任意殺害以為快。在戒嚴令頒布同時，警備總部便慷慨地把短槍發給普通文職人員，授權他們為『自衛』而殺人；而經過煽惑的國民黨軍隊，奉了上司命令要『為被害同胞報仇』，要把這些『叛國造反』的人殺光或殺服！少數持槍的征服者，甚至為了向同伴誇耀射技，就以台灣人民為獵物！
自八日夜至十三日，槍聲此起彼落，晝夜不斷；大街小巷，以至學校機關內外，處處屍體橫陳，血肉糢糊。繁華的台北，成了仇恨的血海。善良的人民，有全家挨餓數日閉門不敢出來者。」
軍隊施行「報復」的情事，普遍發生，記者王思翔報導的以下這個個案，可見一斑：
「在基隆，有一位外省人曾對我慨嘆『報復』之可怕：軍隊上岸了，他們把所捕得的『俘虜』剝掉衣服，令其赤身跪在十字街口，然後用皮鞭和鐵絲、槍托去抽打，一邊用審判官的姿態拷問：『你為什麼造反？』『你們台灣人敢反叛中國？』……被拷打者既不懂得話，即使懂得也無法辯解；於是，在圍觀的外省流氓群拍手稱快之下，活活地打死了。那位敘述這故事的人說，他個人至少親見過兩起這樣的事。」
各種捕殺整肅在全島普遍進行，或未經審訊即公開處決，或秘密處決，真是罄竹難書。以下摘引記者王思翔的報導：
「在南部，大屠殺及早便實施了。十二日，南部防衛司令部以『參與暴動』罪，又公開處死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主委湯德章，及記者沈瑞慶等六人。」
「配合著公開的大屠殺，還有掩耳盜鈴式的秘密的恐怖手段。在基隆、台北、台南、高雄等地，尤其是基隆、台北，大逮捕隨軍事『佔領』而開始。首先是起義領袖、工人、學生、地方士紳，以及參加統治階層派系鬥爭的反對派，並及於不滿國民黨統治和不同為惡的外省籍人員，一經逮捕，多不加訊問，立即處死：或裝入麻袋，或用鐵絲綑縛手足，成串拋入基隆港、淡水河，或則槍決後拋入海中；或則活埋；亦有先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劈死者……。每夜間，均有滿疊屍體的卡車數輛，來往於台北─淡水或基隆間。至三月底，我在基隆候船十天，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從海中漂上岸來的屍體，有的屍親圍坐而哭，有的則無人認殮，任其腐爛。
為這種酷刑秘密處死的，包括國大代表張七郎(及其二子)，林連宗，王添奵，參政員、台大文學院長、民報社長林茂生，日本問題專家、前教育處副處長、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基隆市副參議長楊元丁，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吳金練等。據一個基隆市警察局小職員(後來開小差了)告訴我，就他目睹耳聞所及，單就基隆市警察局而言，在要塞司令部指揮下，投人入海者達二千餘人。這真是無法計數的血帳；當時台灣旅滬六團體所發表報告書稱『自八日至十六日，台胞被屠殺之人數，初步估計在一萬人以上』，應算是謹慎的估計。
而被捕下獄者，大都數十人鎖禁於一暗室中，除每日供給白飯二次外，數月不聞問，不准親屬探視，患病及受刑成病者亦不置理。軍憲、警察、特務以及以征服者自居的外省人等，都可以隨時隨地捕人，公開綁架，甚至可以在辦公室內隨意捉人，長官公署教育處和基隆市政府內中級職員多人亦被綁去。」
「經過數日夜的捕殺之後，十四日警備總部發表公告，稱：『至三月十三日止，全省已告平定』，即日『開始肅奸工作』，進入『綏靖階段』云。」
在「綏靖」之後，所謂「清鄉」又接踵而來。許多軍隊假借「清鄉」之名，繼續濫殺，且搜括勒索，篇幅所限，就不再例舉。
以上中國軍官與中國記者的見證，已足夠顯示這場屠殺的殘酷，如果再佐以國際媒體以及本地人的親臨見證，史料更歷歷在目。二二八事件，當然是一場如假包換的屠殺。只是當今每個台灣住民，能不能勇敢面對這段歷史，記取教訓。
當年外媒報228 恐怖、斷頭、閹割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2017 年 2 月 28 日 12:08
228 事件至今已屆滿
70 周年，這段傷痛曾被封塵了一段歲月，隨著台灣的政治與社會逐漸開放，也讓越來越多人逐漸了解這段歷史。而昨天的新聞，就是今天的歷史，當年外國媒體是如何看待
228 事件？
● 1947 年
4 月 7 日出刊的《新聞周刊》（Newsweek），就收錄對 228 事件的紀載，內文開宗明義就提到：「警察坐在卡車上，在台北街頭來來回回，對著毫無武裝設備的民眾開槍射擊。軍隊到各戶敲門，誰第一個開門，軍人就射殺這個人，他們到處掠奪，上千的福爾摩沙人（意指台灣民眾）被捕被關，囚犯被用細鐵絲捆綁。每一個早晨，隨處可見死屍堆疊，有些人被斷頭，有些人被閹割。」
報導還指出，當年的國民黨軍隊用恐怖統治的手段鎮壓，估計死亡人數約有
5 千～ 1 萬人，而這些民眾反對政治貪腐和當年行政長官陳儀的經濟壓迫政策。
● 當時美國特派記者竇奠安夫婦也分別報導
228 事件。竇奠安夫人佩姬（Peggy Durdin）在
1947 年
5 月 24 日的《國家報》（The Nation）發表了一篇《在台灣的恐怖》（Terror in Taiwan）的報導，文中指出在台北一名警察對一名婦女查緝私菸、企圖搶走婦人的錢和托盤，用槍桿子打擊她的頭，最後讓婦人死在他的腳下，這起事件引發鄉民聚集，更讓警察拿起槍桿、對著群眾開槍，成為整起恐怖事件的開端。
佩姬也認為，這是民眾對於國民政府接管台灣
1 年半以來，感到痛恨而引發的非武裝群眾聚集，抗議國民政府沒效率、獨裁專制、貪腐。但是中國政府卻用野蠻鎮壓、恐怖和大屠殺來控制。佩姬也估計約有
5 千台灣民眾喪生，而且處死的情況依舊持續中。
● 竇奠安（Tillman Durdin）則是在
1947 年
3 月 29 日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發表一篇名為《福爾摩沙
1 萬人被殺》（Formosa killings are put at 10,000）的報導。內文稱有目擊者預估約 1 萬福爾摩沙人被中國軍隊殺害，但從示威的活動看來，這樣的屠殺被稱是「不必要的」。
報導也稱，這個反政府示威是由非武裝人民所組織，他們的意圖是和平的，所有外媒回報的報導，都指出沒有共產黨或日本人在背後煽動或組織。報導更引述一名從台北來中國的美國人說法，他稱到處看到燒殺擄掠，有人被砍頭分屍，還有婦女被性侵。
另外有在屏東和打狗（高雄）的兩名美國婦女就形容，中國軍人的行為如「大屠殺」。她們稱這些沒有武裝的福爾摩沙人在
3 月 4 日和平佔領當地的行政中心，還用廣播呼籲大家不要引起暴力。
台灣網友與批踢踢鄉民紛紛表示：「外國媒體的報導，保留了真相。」、「當時外媒都這樣報，台灣人卻不知道，可見國民黨洗腦多成功。」、「都是事實啊！」不過也有網友指出，竇奠安夫人佩姬所指的「最後婦人死在軍人的腳下」，這一點可能當時報導有誤，因為佩姬所指的婦人很可能是賣菸婦人林江邁，但當時林江邁並沒有死亡，死者是另外一人。
（施旖婕／綜合外電報導）
紐時報存檔摘要：NANKING, March 28 -- Foreigners who have just returned to China from Formosa corroborate reports of wholesale slaughter by Chinese troops and police during anti-Government demonstrations a month ago.
全文如下：
Formosa killings
are put at 10,000
Foreigners say
the Chinese slaughtered demonstrators without provocation
作者：Tillman Durdin
資料來源：March 29, 1947 - New York Times／The
February 28 Holocaust（Copied from Taiwan, Ilha
Formosa）
Nanking, March 28 ── Foreigners
who have just returned to China from Formosa corroborate reports of wholesale
slaughter by Chinese troops and police during anti-Government demonstrations a
month ago.
These witnesses estimate that 10,000
Formosans were killed by the Chinese armed forces. The killings were described
as "completely unjustified" in view of the nature of the
demonstrations.
The anti-Government demonstrations were said
to have been by unarmed persons whose intentions were peaceful. Every foreign
report to Nanking denies charges that Communists or Japanese inspired or
organized the parades.
Foreigners who left Formosa a few days ago
say that an uneasy peace had been established almost everywhere, but executions
and arrests continued. Many Formosans were said to have fled to the hills
fearing they would be killed if they returned to their homes.
Three Days of Slaughter:
An American who had just arrived in China
from Taihoku said that troops from the mainland arrived there March 7 and
indulged in three days of indiscriminate killing and looting. For a time
everyone seen on the streets was shot at, homes were broken into and occupants
killed. In the poorer sections the streets were said to have been littered with
dead. There were instances of beheadings and mutilation of bodies, and women
were raped, the American said.
Two foreign women, who were near at Pingtung
near Takao, called the 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ldiers there a
"massacre." They said unarmed Formosans took ov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town peacefully on March 4 and used the local radio station to caution
against violence.
Chinese were well received and invited to
lunch with the Formosan leaders. Later a bigger group of soldiers came and
launched a sweep through the streets. The people were machine gunned. Groups
were rounded up and executed. The man who had served as the town's spokesman
was killed. His body was left for a day in a park and no one was permitted to
remove it.
A Briton described similar events at Takao,
where unarmed Formosans had taken over the running of the city. He said that
after several days Chinese soldiers from an outlying fort deployed through the
streets killing hundreds with machine-guns and rifles and raping and looting.
Formosan leaders were thrown into prison, many bound with thin wire that cut
deep into the flesh.
Leaflets Trapped Many
The foreign witnesses reported that leaflets
signed with the name of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promising leniency, and
urging all who had fled to return, were dropped from airplanes. As a result
many came back to be imprisoned or executed. "There seemed to be a policy
of killing off all the best people," one foreigner asserted. The foreigners'
stories are fully supported by reports of every important foreign embassy or
legation in Nanking.
Formosans are reported to be seeking United
Nations' action on their case. Some have approached foreign consuls to ask that
Formosa be put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Allied Supreme Command or be made an
American protectorate. Formosan hostility to the mainland Chinese has deepened.
Two women who described events at Pingtung said that when Formosans assembled
to take ov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town they sang "The Star Spangled
Banner."
Formosa: the bloody hand
資料來源：Newsweek, 7 April 1947／The
February 28 Holocaust（Copied from Taiwan, Ilha
Formosa）
Police on trucks roamed Taipei shooting into
unarmed crowds. Troops knocked on doors of houses and shot the first person who
appeared. They looted left and right. Thousands of Formosans were arrested and
jailed. It was evidently a common practice to bind prisoners with thin wire.
The dead bodies of bound men were found every morning on the streets, some
beheaded or castrated.
An eyewitness of the bloody Formosan
rebellion which started February 28 gave Newsweek's Shanghai correspondent this
shocking description of how Nationalist troops succeeded last week, by
terroristic tactics, in restoring order throughout most of the isl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troops,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Japanese-educated Formosan
Governor, General Chen Yi, killed an estimated 5,000 to 10,000 of the natives
who revolted against the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economic oppression of Chen's
postwar regime (Newsweek, March 17).
Even top Nationalist leaders, in effect
condoned this revolt in their own territory. The Chinese Defense Minister, general
Pai Chung-hsi, recommended various administrative reforms demanded by the
rebels.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party)
voted in favor of Governor Chen's dismissal. Chen responded on March 24 by
executing another 70 Formosans who reportedly established a "people's
government" in the southwestern town of Chiayi.
Formosans in Shanghai protested bitterly:
"The government keeps Chen so it won't lose face by admitting its own
maladministration. But every day it saves face hundreds of Formosans die",
they said.
Terror in Taiwan
作者： Peggy Durdin
資料來源：The Nation, May 24, 1947 ／The
February 28 Holocaust（Copied from Taiwan, Ilha
Formosa）
On February 27 a policeman of the Taiwan
(Formosa) Monopoly Bureau saw a woman selling smuggled cigarettes on the
streets of the capital, Taipei. When he tried to seize her tray and money, she
pulled away, and he struck her a crashing blow on the head with his revolver
butt. She died at his feet. An angry mob gathered, and the police shot into the
crowd, killing one person and wounding others. Forthwith a year and a half of
gathering hatred for an inefficient, autocratic, corrupt administration
exploded into unarmed demonstrations against the mainland Chinese.
China put down the revolt with brutal
repression, terror, and massacre. Mainland soldiers and police fired first
killing thousands indiscriminately; then, more selectively, hunted down and
jailed or slaughtered students, intellectuals, prominent business men, and
civic leaders. Foreigners estimate that at least five thousand Taiwanese were
killed and executions are still going on.
Governor General Chen Yi has turned a
movement against bad government into one against any Chinese government.
Nanking has again demonstrated that its chief solution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risis is force. In spite of a curtain of censorship and official
misrepresentation, the tragic events that took place in Formosa in March are
well known he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wns, controls, and
operates -- for government profit and personal squeeze -- almost the entire
economy of Taiwan. One of the articles whose importation and sale are rigidly
controlled is tobacco. Many Taiwanese street venders sell smuggled cigarettes.
It was in the course of a campaign against the sale of smuggled goods that the
woman was killed in Taipei.
The rioting which followed was not
consciously revolutionary but was against the hated monopoly police which
symbolized for the people the government's exploitation of their island.
Unarmed processions marched to the government offices to demand punishment of
the policemen, compensation for the dead and wounded, and dismissal of the head
of the tobacco monopoly. They beat to death two policemen in front of the
tobacco monopoly's office and burned the stocks of tobacco. Police guarding the
Governor's office raked the crowd with machine-gun fire without
provocation.
Barricaded in its offices, the government
lost control of the city. Shops closed. Transportation broke down. Mobs of
Taiwanese, still unarmed, beat up a number of mainland Chinese and burned their
possessions, though not their homes. Truckloads of police rushed through
Taipei's streets machine gunning the demonstrators while Governor Chen Yi was
busily broadcasting conciliatory promises. During this period not a single
foreigner saw an armed Taiwanese.
With calculated trickery Chen Yi continued
his efforts to appease the people while he waited for military reinforcements.
On March 2, over the radio, he expressed his love for the Taiwanese, and
promised that no one would be prosecuted for rioting, that the families of the
dead would be compensated, and that he would appoint a committee to settle the
incident. This group composed of mainlanders and representative Taiwanese, most
of whom have since been shot, was to be known as the "Committee to Settle
the February 28th Incident" and was to present to him by March 10 their
suggestions for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ough efforts of the committee Taipei and
the near by port of Keelung became quiet. Students patrolled the streets,
keeping order. Many of these students are now dead.
Meanwhile the spark ignited in Taipei had
spread down the whole length of Taiwan. In the first few days of March the
Taiwanese took ov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almost every city. As far as can be
discovered, they seized control in most instances without the use of firearms.
Violence was usually limited to beatings, though some officials were
killed.
On March 7 Chen Yi's committee handed in its
recommendations. Reasonably enough, they included the following: that Taiwan be
given provincial, not colonial status; that provincial magistrates and city
mayors be elected before June; that a larger proportion of Taiwanese be given
administrative, police, and judicial posts; that all special police be
abolished and no political arrests be permitted; that freedom of press and
speech and the right to strike be granted; that managers of all public
enterprises be Taiwanese; that committees be elected to supervise these public
enterprises and the factories taken over from the Japanese; that the trade and
monopoly bureaus be abolished; tha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ghts of
aborigines be guaranteed; that Taiwanese be appointed to as many army, navy,
and airforce posts in Taiwan as possible; that detained "war
criminals" be released (Taiwan was part of the Japanese Empire for
fifty-one year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pay Taiwan for the expropriated
sugar and rice; that garrison headquarters be abolished "to avoid misuse
of military might." These proposals were not presented as an ultimatum.
They were clearly a basis for negotiation. Chen Yi had already agreed to most
of the points.
At noon on March 8 the commander of the
Fourth Gendarme Regiment told the committee that its demands for political
reform were "proper," but asked that it withdraw its demand for the
abolition of garrisons. He said, "I will guarantee with my life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not take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Taiwan." At this
point, although most of the island was still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Chen
Yi could have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them which would have insured the
Nanking government's continued control of Taiwan and the cooperation of the
Taiwanese. He only needed to move honestly toward reform. But he had at no time
any intention of establishing peace by compromise. This was revolt; he would
crush it. He was obliged to temporize and deceive until his troops
arrived.
On the afternoon and evening of March 8,
without warning or provocation , the streets of Keelung and Taipei were cleared
with gunfire to cover the entry of mainland troops. These reinforcements
consisted mainly of the Twenty-first Division, a Szechuan outfit with a
reputation for brutality. In the next four or five days more than a thousand
unarmed Taiwanese in the Taipei-Keelung area alone were massacred. A year and a
half earlier many of them had joyously welcomed the arrival of the Chinese
troops. Now truckloads of soldiers armed with machine guns and automatic rifles
shot their way through the streets. Soldiers demanded entry into homes, killed
the first person who appeared, and looted the premises. Bodies floated thick in
Keelung harbor and in the river which flows by Taipei. Twenty young men were
castrated, their ears cut off, and their noses slashed. A foreigner watched gendarmes
cut off a young boy's hands before bayoneting him because he had not dismounted
from his bicycle quickly enough. The radio advised students who had fled from
the city to return to their homes, but when they did so they were killed. Any
prominent person was in grave danger.
By March 14 the killing had tapered off in
Taipei. In other cities the terror followed the same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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