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8日 星期日

中國流亡教授袁紅冰提醒:別讓自由台灣,淪為今日西藏

影片來源:
原影片說明:發佈時間 2013 年 11 月 18 日
【別讓自由的台灣,淪為今日西藏】十世班禪大師蒙難 25 週年
《殺佛》一書之佐證
主講: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教授
時間:2013年11月17日(星期日)上午10時~12時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4樓(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
主辦:台灣北社
協辦: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公司


作者:袁紅冰 安樂業
資料來源:台灣海外網(袁紅冰於2013-12-08 20:12:12上傳)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由中國流亡作家、詩人哲學家、法學家袁紅冰與藏漢雙語詩人、獨立藏學研究者安樂業創作。本書通過大量史料,向讀者揭開中共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的世紀之迷;也向讀者揭示出在中共暴政的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下,藏人亡族滅種的危機;書中明確提出十世班禪大師是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西藏文化復興運動、西藏複國運動的精神領袖。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既是一本關於中共暴政殺佛的重罪之書,也是關於十世班禪大師的悲情之書。全書讀起來令人驚心動魄,有石破天驚之感。中共弑佛重罪與班禪大師的悲情,自然同西藏高原的命運直接有關。這也正是作者利用這本書的各個篇章,討論班禪大師悲情所透視的西藏高原苦難命運以及最後討論中國文化悲劇命運的原因。
對於一個族群,不知喪邦破國的原因,不知造成自己命運的苦難根源在於何方,是深重的遺憾。因為,盲目于苦難的來源,就必然迷失走出苦難之路,並會在同險惡的命運過程中,陷入盲人騎馬的尷尬境地,而無法用長劍準確地抵住命運的咽喉。
本書有望幫您揭開西藏高原苦難的根源,指明走出苦難的方向。請參閱以下每一個章節的大意。

第一章        我的宿命
——佛的雙眼流出猩紅的血
二零零零年,袁紅冰教授去探訪一位十五年未曾謀面的北大同學。他們在拉薩寂靜的夜幕下,為重逢而一起舉杯狂飲。烈酒很快就打開了他們之間的話匣子,那位學友開始說:“你還記得那個叫胡春華的嗎?他是中文系的。畢業那年,我們一起來到西藏。一九九二年,他被胡錦濤提拔當共青團西藏的書記。一個星期天,胡春華請在西藏的北京大學校友到他家裏喝酒,慶賀升官。那天大家都喝了很多酒。我醉到不能走路,只好睡在胡春華家的客廳裏…… ”
第二天接近中午,這位學友才從宿醉中醒來。此時胡春華已上班,房間裏沒有其他人,他起身去找衛生間。酒意朦朧間,他拉開客廳角落裏的一扇狹門。門內的景象立刻使他的酒意在驚悚中消失。原來門裏面不是衛生間,而是一個壁櫥。窄窄的隔板架上,一盞低度的暗紅的燈在發亮,壁櫥正中掛著十世班禪大師的像,兩隻鐵針紮在班禪的雙眼的眼球上,面頰上還用紅油漆畫出兩行從眼睛中流出的血淚。
不過,他很快意識到自己無意中窺視到了胡春華的隱秘,而這個隱秘同時也是屬於中共政府。即使無意間窺視到別人的隱密也常常意味著危險,而且隱秘的性質越嚴重,危險便越致命,因此,他憑著偵查學知識,抹去指紋和腳印之後,就離開了胡春華家。但是,他心中留下的痕跡難以磨滅,並折磨他多年,所以,《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一書從這裏起步……

第二章        西藏悲情
——佛國淪為“黑地方”
藏人是佛的選民。他們信奉佛關於寂滅的真理,也理解幸福不在物欲之中,而在心靈之間。然而,命運的邏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葉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在中共強權統治下,以所謂“十七條協議”為起點,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為止,這個時期西藏通向地獄的命運之路,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五十年代末的滅佛狂潮;第二,大屠殺,大監禁;第三,大饑餓;第四,“文化大革命”對佛教的大迫害。
大屠殺和大逮捕之後,藏區的許多村莊裏只剩下悲傷的婦女,恐懼的兒童和衰朽的老人,青壯年或者已遭殺戮或在勞改營中被囚禁。
同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近四千萬中國人饑餓而死,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八。藏區因饑餓而死亡者接近總人口的一半,原因在於藏人不吃人肉以及狗,馬,鳥,魚等。
一九六七年,中共對西藏實行軍事管制,西藏進入前所未有的恐怖時期。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間,西藏發生過幾起藏人起義,但是,被軍隊鎮壓殺戮。
經過這四次摧殘,藏人中最勇敢、最聰慧、最高貴、最自由的生命幾乎全部凋謝。曾經心靈豐饒的雪域,在禮佛的金燈被中共鐵血強權撲滅之後,變成精神乾枯的“黑地方”。

第三章        班禪佛是聖者與英雄
——他用金剛寶杵敲開地獄之門
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領袖,同時也是當代藏人的精神導師。他們在關切藏人亡國後的現實苦難——用靈魂和生命來關注。
半個世紀前,十四世達賴喇嘛引領八萬藏人,翻越喜馬拉雅,走上流亡之路,開創了西藏自由運動。
當雪域藏地蒙受千古未有的大劫難的時刻,班禪大師選擇與族人一起承受沐浴在血海淚滔中的地獄之苦,不棄不離,同生共死。中共把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了極致,班禪大師也把佛的大慈悲情懷發揮到極致。
就在西藏高原的命運艱難之際,十世班禪大師于一九六二年寫出《七萬言書》,並交給中共。這是一本用藏人的血和佛的淚寫成的藏人大悲苦之書。《七萬言書》中記述了中共在滅佛運動、大屠殺、大逮捕、大饑餓過程中犯下的人性泯滅、魔性如熾、獸性瘋狂的反人類罪行,也記述了藏人經受的地獄之苦。班禪大師自己以浩蕩的悲歎,發出悲情萬古的祝禱:“勿使眾生饑餓,勿使佛教滅亡!勿使我雪域之人滅絕!為祝為禱!”
一九六四年在拉薩舉辦的一次萬人宗教祈福大會上,班禪大師乘共產黨給他的所謂最後挽救機會,向世人宣示“西藏曾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達賴喇嘛是西藏的國王;現在,西藏人民有獨立的權利;西藏必將恢復獨立。”
班禪大師發出複國召喚之後,當場被中共逮捕,承受了任何一代班禪未曾嘗過的長達近十五年的地獄之苦和人世間的冷暖滄桑。也給後來中共實施殺佛計畫埋下了伏筆。

第四章    歷史上的短暫的春天
——班禪大師在藏人的心靈中播下佛教復興的種子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胡耀邦主政十年,中國進入中共建政史上空前絕後的思想自由時期,這為班禪大師推動藏傳佛教和西藏文化復興運動提供了時代背景。在胡耀邦力主之下,中共恢復了班禪大師的政治地位。十世班禪大師承擔起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領袖的天職。十世班禪大師是西藏境內當代佛教復興運動、西藏文化復興運動和西藏複國運動的啟蒙者、推動者和精神領袖。
班禪大師針對中共的滅佛法期的佛教復興運動,可以稱為藏傳佛教的“再弘期”。就藏傳佛教的傳播而言,歷史上曾經歷過一次滅佛時期,因此,滅佛之前,稱為“前弘期”;滅佛之候佛教的再起,稱為“後弘期”。
同時,藏傳佛教東傳是個悠久的歷史過程。經典的藏傳佛教東傳,第一次發生在蒙古帝國時期,第二次發生在滿清帝國時期。這兩次經典的東傳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藏傳佛教都被奉為國教,因此,整個過程中覆蓋著強權的陰影。
班禪大師推動的當代佛教和文化復興運動,也顯示出藏傳佛教東傳的效應。不過,這次佛教東傳不僅沒有借助強權的鐵翼,而且只憑藉佛教的精神魅力,就吸引了中國信徒,現今信仰藏傳佛教的中國信徒不斷地增長,甚至為了念經而學習藏語者不計其數。
班禪大師還竭力推動了培養人才和經濟自主運動,比如,在藏區設立很多大專院校和剛堅公司等,都具有杠杆性意義。

第四章        決策殺佛
——春天之後將是嚴冬
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失勢之後,這次宮廷政變的主導者,一群被稱為中共“元老”的老政客,超越中共的組織體系,實際主宰了中共最高權力意志。正是胡耀邦給東亞大陸帶來的十年思想自由的春天,為班禪大師推動藏傳佛教和西藏文化復興運動提供了時代背景。因此,中共摧殘胡耀邦的政治鋒芒,很快就轉向班禪大師。面對這種險惡的局面,班禪大師不僅毫無回避退縮之意,反而奮起佛的“大雄”之勇,繼續全力推動佛教復興和西藏文化復興事業,展示出不惜與暴政決政治死戰的意志。
中共元老寡頭集團也很快就意識到班禪大師的所作所為對其在西藏的集權統治的威脅。他們對班禪大師的忌諱如下:
一、班禪大師在藏人中有崇高的威信,此威信建立於班禪親自關懷藏人的命運之上,比如,親手為達當時藏人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藏人摸頂祈福。班禪大師在藏人中的威信甚至達到了一呼即應的高度;
二、中共對班禪大師的政治立場一直有深刻的疑慮。比如,班禪大師撰寫《七萬言書》,一九六四年高呼西藏復國,八七年在人大會議上公開建議實施“藏區自治”;
三、 班禪大師一直關心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並多次插手拉薩的示威遊行事件,從輕發落參與者等 ……

第六章    準備殺佛
——鬼影幢幢,陰謀如晦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鄧小平家的客廳裏召開“決策殺佛會議”。會議的參加者有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薄一波,宋平。當時王震由於健康原因,楊尚昆和彭真忙於處理其他事情,均未有出席會議。
“決策殺佛會議”之後不久,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就確定兩名主持執行“特別處理班禪”方案的人員,即溫家寶和胡錦濤。
溫家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恰恰這兩個機構是中共中央的執行機構,溫家寶的職位則橫跨中共中央兩大執行機構。
元老寡頭集團成員之一,即宋平向鄧小平推薦時任貴州省委書記的胡錦濤,出任西藏自治區書記。…… 
第七章    佛殤
——聖潔的白蓮花凋殘於鐵幕陰影之下
一九八七年秋,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即已決策殺佛。鄧小平指示對班禪大師進行最後的思想拯救工作,即放棄自己的主張而回到中共的立場上,但是,遭到班禪大師的拒絕,因此,對班禪實施“特別處理”的方案卻已經開始有條不紊地啟動。
一九八八年一年中,在溫家寶和胡錦濤直接安排下,中共官方媒體,都圍繞“班禪大師同我黨同心同德,堅決反對分裂主義”的主題,作出大量報導;中共還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名義公開發佈決議,為一九六四年曾加在班禪大師頭上的“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蓄謀叛亂”三項罪名平反。這是他們採取的完全抹去把將來班禪之死同中共的政治陰謀連接起來的所有可能的疑慮。
一九八八年初秋,溫家寶,胡錦濤,由溫家寶推薦的中共高層主治醫生王敏清,胡錦濤推薦的胡春華在北京召開了一次關於“特別處置”行動的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最終確定了王敏清選擇的對十世班禪大師的用毒方案。王敏清推薦周美珍承擔施放毒藥的任務。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七晚,胡錦濤、溫家寶主持,孟宏偉、胡春華執行,周美珍對班禪大師直接實施下毒行動,十世班禪大師被中共鴆殺,於一月二十八日淩晨在西藏日喀則紮什倫布寺圓寂。

第八章    佛魂不滅
——黑暗不會成為永恆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被迫黯然交出中共總書記權杖。這意味著中國思想自由的春天即將百花凋殘,不過,政治邏輯還會被歷史的慣性推動,向前運行——凋殘也是一種過程。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世班禪大師蒙難則意味著,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在摧殘思想自由的春天的同時,又將開始實施新一輪的滅佛的罪惡。
這個政治陰謀的核心內容只有一個:從政治思想,組織體系,經濟來源各個角度,全面控制西藏兩個宗教領袖的轉世靈童,將靈童培養成“披著僧衣的共產黨人”,從而達到在精神王國控制藏人的目的,既要在靈魂意義上滅佛。
中共能夠鴆殺十世班禪大師的肉身,能夠讓十一世班禪消失在比死亡更荒涼的黑暗中,但是,暴政卻殺不死班禪大師的佛魂。班禪的佛魂就活在他開創的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和文化復興運動中,就活在藏人從心底裏發出的西藏複國的呼喚中。班禪的佛魂不死,因為,他的命運從來沒有離開過西藏高原的苦難;因為,他的血是藏人最絕望的時刻,播撒在心靈深處的復國希望的種子。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西藏戒嚴到二零零八年的全藏抗議;從著名藏學家學懂先生用藏文撰寫的《開天闢地——藏區土鼠年和平革命》一書到藏區一連串發生的自焚抗議運動等,說明了班禪大師佛魂不滅。
二零一二年,薄熙來危機爆發後,薄熙來身陷囹圄,仍然向胡錦濤,溫家寶挑戰,對審訊人員說:“你們逼我老婆承認殺人,我倒要看一看到底是哪個罪過大——是殺佛罪重,還是殺一個英國間諜罪大。”這個插曲更證明了班禪大師的佛魂不死。

第九章    西藏命運在生與死的鋒刃上艱難行進
——習近平說:“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
十世班禪大師推動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和文化復興運動,召喚西藏複國的理想,乃是以佛的大慈悲之心,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對西藏命運的拯救。一九八九年班禪魂歸佛境之後,境內藏人從未停止的反抗運動,實際上在執行十世班禪大師拯救西藏命運的遺囑。與鐵血暴政抗爭,爭取作自由人的權利,當然是崇高而艱難的事業:令人遺憾之處在于,境內藏人反抗運動的艱難不僅來自中共強權,而且來自一個本來不應當為境內藏人的反抗運動增加艱難的地方,即達蘭薩拉。
桑東仁波切任西藏流亡政府末代總理十年。他主政時期,達蘭薩拉癡迷於同中共暴政的談判,並公開聲明尋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憲法》框架內自治。桑東仁波切主張的這條政治道路意味著大荒謬,其大荒謬至少有以下三項。
一、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悖逆藏人歷史上走過的艱難而光榮的自由之路。
二、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違背現實的政治結論。
三、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將自斷境外自由西藏的命脈。
只因為如此,西藏的命運仍在生與死的刀刃上艱難行進。其實,在現象世界中,表述就是存在;沒有表述就沒有存在。中共引誘達蘭薩拉逐步進行自我否定,比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通行證”,取消“流亡政府”,取消“總理”,進而逐步實施“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靈童”政策。因此,連身為國家主席的習近平都敢說出如此藐視的話語,即“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

第十章    現代滅佛運動的罪責之源
——漢人的苦難和罪責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葉至今,藏人的命運一直在重重苦難中蹣跚。同時,二十世紀成為中國文化遭受天譴的時代——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以共產黨作為政治代理人,徹底摧毀了漢文化的萬年歷史。
漢人的文化命運悲劇進而演進成藏人命運的劫難;“共產主義幽靈”的惡咒隨之降臨在西藏高原之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已經把靈魂出賣給“共產主義幽靈”的漢人軍隊,像無數隻黃螞蟻湧入西藏。如果相信人是本質在於文化的存在,那麼,共產黨及其軍隊不再是漢人,這個種族的名字就叫作“中國共產黨人族”,他們是魔鬼的選民。
許多人至今仍然徘徊在歷史的大困惑之中,其中包括鐵幕之下英勇抗爭暴政的人們。作為西方極權文化傳統的現代經典表述,共產黨文化為什麼會主宰東亞大陸,並成為屠殺藏文化的劊子手?作為西藏苦難政治根源的中共暴政,其精神的發源地在哪里?
漢人和藏人的命運,藏漢兩族都是共產主義的受害者:兩者都在中共暴政之下蒙受文化性亡國滅種的劫難;兩者都經歷過大屠殺,大逮捕,大饑餓,大迫害;兩者都被剝奪了屬於自由人的權利,淪為當代的政治奴隸和精神亡國奴。但是,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和文化特務極力試圖讓世界相信一種謊言,即西藏問題本質上是藏漢兩族之間的民族矛盾。甚至某些仇恨中共的藏人也相信這種謊言。
其實,中共縱容製造這種謊言,其政治目的相當可怕,通過漢藏矛盾的假像,掩蓋在西藏犯下的重重反人類罪行,進而模糊藏人反抗的焦點,撕裂漢藏的族群關係,分而治之,使漢藏兩族無法形成共同抗爭暴政的態勢。
漢民族是共產主義的受害者,但是,在一定的意義上,漢人也應當對藏人的苦難負責。漢人的相關責任主要有兩項。一、是漢人知識份子群體,引狼入室,甘願作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在東方的政治代理人,為中共暴政征服東亞大陸提供精神基礎;二、 漢人老百姓在中共暴政驅使下,為虎作倀,殘害藏人。
當前,藏人正讓自己的生命化作一團團金色的聖火,用烈焰焚身裂骨之痛作為祭品,表述對自由的苦戀。面對如此悲愴壯麗的英雄史詩,漢民族是否會被感動?漢民族是否還有擺脫中共政治奴隸的命運,重作自由人的意志和勇氣?——歷史不是在等待回答,而是在逼問。

備註: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出版者: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公司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發行總代理:紫宸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110號7樓之6
電話:02-8221-5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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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7日 星期六

台灣民選總統馬英九造假辱國

作者:王景弘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2013 年 12 月 8 日《星期專論》
對台灣地位的爭論,台灣有兩派壁壘分明,國民黨法統派死抱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主張台澎已經「歸還中華民國」;本土派不承認戰時會議「新聞公報」的效力,而堅守日本宣佈放棄台灣與澎湖主權的正式法律文件--舊金山和約。
馬英九花大錢辦開羅「宣言」七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找中國學者唱和,卻沒有本土派參與。他公然強暴王寵惠、秦孝儀、葉公超這些老國民黨人的良知,想藉此偽造和歪曲歷史,卻禁不起史實的考驗,受到本土派怒斥。
參與其事或編輯史料的老國民黨人,還有學術的誠實;馬英九和他的聽差,根本缺乏學術良知,先下台灣已「歸還中華民國」的結論,以連結中國,再選擇資料,妄言曲解,做為「證據」。
開羅宣言是新聞公報
開羅會議的文件,從起草到定稿,都用 Press Communique(新聞公報)。前國史館館長秦孝儀主編、國民黨黨史會出版的戰時外交文件,以「蔣委員長與美國羅斯福總統、英國邱吉爾首相在開羅聯合發表對日作戰之目的與決心之公報」為標題,還算忠實,馬英九這幫人卻要偷天換日,把新聞稿改稱「宣言」,是作賊心虛。
珍珠港事變後,羅斯福受邱吉爾影響,確定先打敗希特勒再對付日本的「先歐後亞」戰略,兩人頻頻會商軍事方案,蔣介石深感被冷落和歧視,臉上無光,不斷要求要與羅斯福會談。因為美、英有開羅會議及與蘇聯德黑蘭會議的計畫,遂邀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邱吉爾對此安排還百般不悅,希望儘快把蔣介石與宋美齡打發去觀光金字塔,以免擾亂他與羅斯福的軍事磋商。
關於戰局,羅斯福只寄望蔣介石不要投降,繼續牽制在華日軍,因此,不顧各國沒有拓張領土野心的宣示,以滿洲、台灣、澎湖列島「歸還中華民國」為誘餌,要拉住蔣介石。但這並不符合蔣介石的期望,他和宋美齡會後發給羅斯福的謝電,及王寵惠發給陳布雷的三點宣傳指示,都沒有提到這句聲明。
開羅會議對亞洲戰局的最重要決定,是邱吉爾同意從孟加拉灣登陸,配合中國反攻緬甸,以打開補給中國的通路,但因史達林在後續的德黑蘭會議做出對日作戰的承諾,和邱吉爾堅稱英國海軍無力支援緬甸作戰,此項決議被推翻。蔣介石拒絕獨力從雲南反攻,使他的抗日決心受到羅斯福的懷疑。
馬英九不但把「新聞公報」竄改為「宣言」,還稱它為「條約」、有國際法效力,「證據」只是一本彙集戰時外交文件的專書,列有「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宣言;但美國國務院的「現行有效條約彙編」,列有「舊金山和約」,卻沒有波茨坦招降宣言及開羅「新聞公報」。
美曾聲明台灣地位未定
「和約」是結束戰爭的終結法律文件,地位超越戰時意向聲明,這是基本常識。不但「舊金山和約」明文規定,日本宣佈放棄台灣與澎湖列島,並不規定歸屬,而且,英、美代表在舊金山和會中特別說明,台灣地位是蓄意不做最終處理;會中也有幾個國家發言,對未規定交給中華民國,表示遺憾,希望將來依民主原則,顧及住民願望,有理想解決。蘇聯共黨集團還提修正案,要把台澎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大會否決,憤而退出和會。
主持「中、日台北和約」談判的外交部長葉公超,面對立委不滿台北和約未規定台、澎歸屬的質詢時,表明因為日本在舊金山和約已宣佈放棄台、澎,它已經沒有立場可以轉移台、澎歸屬,更遑論交給中華民國。前日本交流協會駐台北代表齋藤正樹指出台灣地位未定,也是依舊金山和約的規定,並不是他個人信口開河。
美國國務院法律專家對台澎法律地位的研究,依舊金山和約規定,認為最合理的結論是台澎法律地位未定。國務院發言人布瑞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新聞簡報中,據此聲明台灣地位未做最終決定。周恩來與季辛吉會談時,也指責和約草擬者荒唐,只說日本放棄台澎,而未定歸屬。
這些紀錄都證明「舊金山和約」是蓄意不採納開羅公報的意向,只規定日本放棄,讓台澎法律地位懸而未決,以待日後以民主原則解決。台灣可以在「舊金山和約」的基礎上,主張主權在民,已建立新的國家,但不能認同馬英九背離法律與史實,對開羅公報的胡言亂語。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作者:李敏勇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2013 年 12 月 8 日自由評論
客觀上,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寫作,具有現行「國籍」者,不管所附和或抵抗,都是台灣作家。即使主觀上,有些人不認同,自恃為「中國」作家,仍然被概括在這樣的身分之中。這是識別,甚至與認同、評價無關。
有些中國主義者詩人,到中國去,自稱為「中國詩人」,但人家可不這樣認為。中國作家稱來自台灣的作家為台灣作家。認同的辛酸充分反映在這樣的詩人、作家身心。有些這樣的作家,把逃難、避難稱「流亡」,把移民他國稱「再度流亡」。但這並非真正的流亡意識,僅是漂流。
為什麼造成這樣的認同困擾?在台灣這個於內部號稱「中華民國」,且以自己的國家是中國的國家,而有以致之,既是迷惘,也是迷障。「中國」竟成了意識障礙。
相對於某些隨中國國民黨挾持的「中華民國」來台作家,不願被稱為台灣作家;台灣的作家吳濁流,一九六四年創辦《台灣文藝》時,不畏當時警備總部相關思想檢查單位要他不要冠上台灣的壓力,堅持用台灣之名。吳氏是《亞細亞的孤兒》、《台灣連翹》、《無花果》的作者。那一年,一些台灣詩人創辦《笠詩刊》,不戴皇冠,戴草笠。這是歸屬感。
在台灣,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就是台灣作家,楊逵、呂赫若的小說被收錄在中國作家胡風編集的《弱小民族小說選》。與朝鮮作家一樣,是相異於日本作家的存在。日本作家在台灣、朝鮮,他們被本國籍稱為外地作家,是相異於日本國內地作家的存在。(在台灣,若稱現在的「中國」是內地,無異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殖民母國,這就是例子。)
戰後的台灣,國家定位的混淆。文學相應政治,從「中國文學」、「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到「台灣文學」,變色易形,經歷漫漫長路。認同的糾葛在文化界是嚴重的。是思想的桎梏?還是投機性?這樣的「國家」怎可能是正常國家?
台灣要伸出歡迎的手,歡迎認同仍然徬徨的戰後移入住民,一起來重建這個「國家」。不分先來後到的人們,要能形成近現代國民意識,從國民黨中國和共產黨中國的糾葛中解放出來,而不是作繭自縛於中國國民黨的思想桎梏之中,只想在剩餘價值中打帶跑。一個真正獨立的台灣國家,才有可能與中國建立真正的友好、和平關係。文化界的覺醒與反思,比什麼都重要!
(作者李敏勇,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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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6日 星期五

Nelson Mandela 1918-2013





圖片與資料來源:BBC
1918 Born in the Eastern Cape
1943 Joins ANC
1956 Charged with high treason, but charges dropped after a four-year trial
1962 Jailed for five years for incitement and leaving country without a passport
1964 Charged with sabotage, sentenced to life
1990 Freed from prison
1993 Wins Nobel Peace Prize
1994-99 Serves as president
2004 Retires from public life
2010 Last major public appearance at football World Cup in Johannesburg



BBC | 6 December 2013 Last updated at 11:17 GMT
Nelson Mandela's ability to use words to breathe life into his cause was one of his most powerful weapons in the struggle for black equality in South Africa.
Here is a selection of some of his most compelling quotes.
Conclusion of his three-hour defence speech at his 1964 trial for sabotage and treason:
"There are times when my heart almost stops beating, slowed down by heavy loads of longing.
"I would love to bathe once more in the waters of Umbashe, as I did at the beginning of 1935."
On his time imprisoned on Robben Island (from Nelson Mandela's autobiography, The Long Walk to Freedom, 1994):
"I found solitary confinement the most forbidding aspect of prison life. There is no end and no beginning; there is only one's own mind, which can begin to play tricks. Was that a dream or did it really happen? One begins to question everything. Did I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was my sacrifice worth it? In solitary, there is no distraction from these haunting questions.
"But the human body has an enormous capacity for adjusting to trying circumstances. I have found that one can bear the unbearable if one can keep one's spirits strong even when one's body is being tested. Strong convictions are the secret of surviving deprivation; your spirit can be full even when your stomach is empty."
Message read by his daughter Zinzi to a rally in Soweto in 1985:
"In the name of the law, I found myself treated as a criminal... not because of what I had done, but because of what I stood for, because of my conscience. No-one in his right senses would choose such a life, but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a man is denied the right to live a normal life, when he can only live the life of an outlaw because the government has so decreed to use the law.
"The question being asked up and down the country is this: Is it politically correct to continue preach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when dealing with a government whose barbaric practices have brought so much suffering and misery to Africans? I cannot and will not give any undertaking at a time when I, and you, the people, are not free. Your freedom and mine cannot be separated. I will return."
Describing the day of his release from prison in 1990 (The Long Walk to Freedom, 1994):
"The cameras started clicking like a great herd of metallic beasts. I raised my right fist and there was a roar. I had not been able to do that for 27 years and it gave me a surge of strength and joy."
On fatherhood (The Long Walk to Freedom, 1994):
"Perhaps I was blinded to certain things because of the pain I felt for not being able to fulfil my role as husband to my wife and father to my children.
"It seems the destiny of freedom fighters to have unstable personal lives... to be the father of a nation is a great honour, but to be the father of a family is a greater joy. But it was a job I had far too little of."
On prison (The Long Walk to Freedom, 1994):
"A man who takes away another man's freedom is a prisoner of hatred, he is locked behind bars of prejudice and narrow-mindedness... The oppressed and the oppressor alike are robbed of their humanity."
On reconciliation (on acceptance of the 1993 Nobel Peace Prize, shared with then President FW de Klerk):
"The value of our shared reward will and must be measured by the joyful peace which will triumph, because the common humanity that bonds both black and white into one human race will have said to each one of us that we shall all live like the children of paradise...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within our country who wrongly believe they can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ause of justice and peace by clinging to the shibboleths [dogmas] that have been proved to spell nothing but disaster.
"It remains our hope that these, too, will be blessed with sufficient reason to realise that history will not be denied and that the new society cannot be created by reproducing the repugnant past, however refined or enticingly repackaged."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speech, 10 May 1994:
"We enter into a covenant that we shall build a society in which all South Africans, both black and white, will be able to walk tall without any fear in their hearts, assured of the inalienable right to human dignity, a rainbow nation at peace with itself and the world."
"Never, never, and never again shall it be that this beautiful land will again experience the oppression of one by another... The sun shall never set on so glorious a human achievement. Let freedom reign. God bless Africa!"
Address to international Aids conference, Durban, July 2000:
"In the face of the grave threat posed by HIV/Aids, we have to rise above our differences and combine our efforts to save our people. History will judge us harshly if we fail to do so now, and right now.
"Let us not equivocate: A tragedy of unprecedented proportions is unfolding in Africa. Aids today in Africa is claiming more lives than the sum total of all wars, famines and floods, and the ravages of such deadly diseases as malaria. It is devastating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overwhelming and depleting health care services; and robbing schools of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Aids is clearly a disaster, effectively wiping out the development gains of the past decades and sabotaging the future... Something must be done as a matter of the greatest urgency."
Message to the Live 8 concert in Edinburgh, July 2005:
"Massive poverty and obscene inequality are such terrible scourges of our times... So much of our common future will depend on the actions and plans of these leaders. They have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o open the door to hop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better future for all...
"Sometimes it falls upon a generation to be great. You be that great generation. Let your greatness blossom. Of course the task will not be easy. But not to do this would be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against which I ask all humanity now to rise up."
A rare public rebuke for Zimbabwe's President Robert Mugabe, speaking at a dinner in London to mark his 90th birthday:
"We watch with sadness the continuing tragedy in Darfur. Nearer to home we have seen the outbreak of violence against fellow Africans in our own country and the tragic failure of leadership in our neighbouring Zimbabwe."
At the opening of the 2010 World Cup:
"The people of Africa learnt the lessons of patience and endurance in their long struggle for freedom. May the rewards brought by the Fifa World Cup prove that the long wait for its arrival on African soil has been worth it. Ke nako [It is time]."
On his public image (from Mandela's second autobiography, Conversations With Myself, 2010):
"One issue that deeply worried me in prison was the false image I unwittingly projected to the outside world; of being regarded as a saint.
"I never was one, even on the basis of an earthly definition of a saint as a sinner who keeps trying."



CNN | Added on December 5, 2013
The late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reflects on his imprisonment and his fight against aparth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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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5日 星期四

台灣與中國的兩國習題

至今為止,無論是親近中國政府或反對中國政府的台灣人都不應該否認一項事實:中國政府仍武力威脅台灣,比如,設置約兩千枚飛彈對準台灣且公開表示不放棄武力「解放」台灣。
既然這個事實必須是共識,接下來,一定要問:台灣和中國之間有仇恨嗎?別急著給答案,不妨先探究以下背景:
  1. 雖然台灣西半部曾於一六六二年至一六八三年以及一六八三年至一八九五年這兩段時間分別被明帝國鄭成功海盜家族以及滿清帝國佔領,不過,鄭氏家族不但與明帝國或其他東亞大陸古帝國無關,也不可能與現存中華人民共和國牽連任何歷史糾葛;至於滿清帝國,則是一個被已故中華民國推翻和取代的滿洲古帝國,當然也不會和現存中華人民共和國產生「法定繼承」關係。換句話說,從廿世紀之前的台灣歷史觀看現在的台灣與中國,兩國之間從來不存在任何關係,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自認為可以代表鄭成功家族後代或滿洲愛新覺羅家族後代,對台灣人來說,也不可能出現詭異的「君臣」或從屬關係,畢竟,現在的台灣是民主國家,理論上,多數國民應該不會想回到古老年代玩弄那套落伍、迂腐和野蠻的封建帝國陳腔濫調。
  2. 一九四五年,由於美國在日本投下原子彈,以致原本即將成功消滅中華民國的日本軍國只能敗戰而回。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美國領導的同盟國接受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等軸心國投降,在亞洲戰場上,盟軍亞洲統帥麥克阿瑟派遣當年的中華民國三軍統帥蔣介石來台灣接受日軍投降,但是,蔣介石蓄意將這項奉命受降行動曲解為「中華民國光復台灣」,並將一九四三年美國、英國、蘇俄與中華民國等四國政府領袖在開羅會議中由蔣介石提議的「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個人意見當成「聖旨」,還謊稱那則記載這項說法的開羅新聞稿為所謂的「開羅宣言」,藉以騙取當時被封鎖國際消息的台灣人的信任。事實上,開羅新聞稿只是一則記錄會議過程談話的無關緊要「新聞通稿」,既沒有任何國家簽署,更沒有獲取美、英、蘇等三國與會者同意,所以,依法,台灣不應該被中華民國政府佔領。
  3.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取代被武力推翻的中華民國,由於前後兩國之間是透過戰爭消長,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能合法繼承中華民國,只能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佔領已故中華民國絕大部分領土並建立一個不同於中華民國的新國家,在這種取代關係裡,即使已故中華民國和現存中華人民共和國都簡稱中國,卻是一前一後的兩個截然不同中國。另外,中華民國最後一任總統李宗仁在國家滅亡前就已經逃亡到美國,所以,中華民國政府應視為就地解散,至於已故中華民國的絕大部分國民則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有極少數類似蔣介石及其從眾逃離中華民國故土,這些「遺民」只能被視為難民或逃兵,既不能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更不可能代表已故中華民國。在這個歷史背景下,雖然蔣介石帶領約一百萬名中華民國逃兵和難民非法入侵台灣,依照法理情,都不應該解釋為「中華民國流亡政府非法入侵台灣」,只能說蔣介石集團非法入侵台灣。
只要釐清台灣與曾經在現存中國領土上存在過的帝國或「冥國」之間的關係,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 台灣曾經隸屬鄭成功家族王朝和滿清帝國,也曾被蔣介石利用中華民國政府名義非法侵佔四年(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
  2. 中華民國於一九四九年底滅亡後,蔣介石集團假借已故中華民國名義繼續非法侵佔台灣。但是,實質上,蔣介石並非中華民國末代總統,在中華民國被消滅前,他只是一名民間軍閥,即使掛上中國國民黨總裁頭銜,也不能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畢竟,政黨不等於政府,何況,中華民國末代總統李宗仁也是中國國民黨籍,顯見,中國國民黨和中國人民在中華民國被消滅前夕已罷黜蔣介石的總統職銜,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台灣不能稱為已故中華民國流亡政府非法侵佔的殖民地,因為實際非法侵佔者是蔣介石及後來的繼承者蔣經國這對父子。
  3. 無論是鄭成功家族、滿清帝國、中華民國或蔣介石父子等侵佔者,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合法繼承關係。因此,台灣和現存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沒有任何瓜葛。
好啦!到此為止,看起來台灣和中國之間既沒有關係,當然也沒有仇恨,那麼,問題又來了,台灣與中國沒有仇恨,為什麼中國政府「恨」台灣「恨」到必須以約兩千枚飛彈和武裝軍備對準台灣,甚至不惜「解放」台灣呢?
這個答案比較簡單:都是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集團惹的禍。理由如下:
  1. 中華冥國是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控制下的黨國。這個已故國家已經被中國共產黨專政操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滅。可是,非法侵佔台灣的蔣介石集團卻扛著虛構的已故「中華民國」名義透過白色恐怖政治手段指使台灣年輕人為「光復大陸,解救大陸苦難同胞」這個假造出來的虛偽口號上戰場去和中國共產黨操控的中國解放軍打仗。
  2. 蔣介石集團把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黨國恩怨硬拗成「統一中國偉大戰爭」,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八年蔣經國過世為止,整個台灣被封鎖在國共戰爭陰影裡,無論教育體系、大眾媒體或政治領域,每天淹沒在「消滅共匪,統一中國」口號和軍政裡。中國也在中國共產黨政府宣傳機器控制下,每天玩弄「光復台灣,促進中國統一」軍事行動。
很明顯,如果沒有蔣介石集團非法入侵台灣,就不會在台灣延伸「國共戰爭」,更不會因為國共恩怨而惹出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一個中國」或「兩個中國」的「統一」戰事。換句話說,全體非蔣介石集團的台灣人只是被利用來替蔣介石集團對抗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工具」。
但是,自從李登輝於一九八八年當上總統後,台灣格局大幅改變,台灣政府不但不再對中國採取敵對軍事政策,更由於國內的黨國分離政策成功,促成了一九九六年全民直選總統民主程序順利進行,所以,台灣政府與民間在民主薰陶下,不再延續蔣介石父子的「台、中戰火」關係,反而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處處禮讓中國政府,以求兩國和平相處。
可惜的是,台灣民間與政府的善意並沒有被仍然停滯在一黨獨裁專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接受,這個現存中國政府習慣了「台、中戰火關係」,更習慣了以「中國統一」代替國共恩怨的誇大不實口號,至今還執意要求台灣必須被中國「統一」,也就是因為中國政府頑固耽溺暴政,才會讓台灣與中國之間一直無法理性互動。
更糟糕的是,二OO八年五月廿日馬英九就任台灣民選總統職位後,不但不肯為台灣與中國兩國正常外交關係盡心盡力,反而一再顛倒是非,胡亂解釋台灣與中國的「不正常」關係。
馬英九是中國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傳人,理論上,他好像會繼承蔣介石父子的戰火政策,不過,他只在台灣內政上延續兩蔣迫害台灣手段,在外交上,則以「國共和平」為由,準備把台灣「送」給中國政府。
這個人到底在想什麼呢?天知道!只是,他應該了解,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台灣國庫資源不可能再像兩蔣暴政時期一樣集中於窮兵黷武的戰事上,因此,以現有條件來看,儘管台灣是一個已開發國家,卻是一個軍力薄弱國家。然而,從來不曾改變過獨裁專政體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卻始終把國家資源集中在極少數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和解放軍手中,只不過,最近三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已將一貫鎖國政策微調成獨裁暴政下的有條件經濟開放,也就是說,只有中共高興和同意時,外國個人或組織才有機會進入中國「處女」市場,如果中共不點頭的話,外國人就別奢望沾上中國經濟圈一點邊。
很明顯,馬英九為了向中國政府靠攏,選擇了「讓中共高興」的政策,這套政策最大特色是:中國政府一定對,反對中國政府的人一定錯。
於是,他不顧台灣民意反對,半夜宣佈 ECFA「過關」,還黑箱作業簽訂服貿和貨貿協定,更處心積慮劃定所謂的「自由經濟示範區」以迎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商團大舉「統一」台灣。
按理來說,如果台灣與中國的兩國關係和平且兩國經貿平等往來的話,台灣人不但應該誇讚馬英九領導的台灣中央政府建立大功,還得慶幸中國政府解除莫須有的仇台舊恨。遺憾的是,事實並非如此!
所謂的 ECFA 是架設在台灣市場必須屬於中國市場之下,至於服貿、貨貿和「自經區」等政策,更故意忽視中國政府侵略台灣的野心,幾乎完全放任中共指揮的「黨國政商」夾帶大量中國國庫資金大搖大擺入侵台灣來瓦解台灣現有經貿體系。
除了經濟政策「投降中國」外,馬英九還繼續胡扯開羅新聞稿的「中華民國光復台灣」謊言,更無視聯合國大會通過的舊金山和平條約(一九五二年生效)歸還台灣住民自決的主權在民法理權利,甚至,一再破壞李登輝和陳水扁兩位前任民選總統曾經為台灣民主化作過的努力,惡意十足把今日台灣曲解為蔣介石父子鎖國時期打壓下的「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不同於蔣介石父子的「台、中戰火」政策的地方只有馬英九似乎準備承認中華民國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消滅,以此為基礎,再把「中華民國台灣地區」轉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治」。因此,在外交與軍事政策上,馬英九都採取「休兵」策略,不僅任由中國政府指定台灣的國際地位,更不在乎好戰好鬥的中國政府假借「保護」台灣名義,在太平洋領域侵奪日本尖閣群島、劃設無中生有的「東海防空識別區」,還大剌剌開動遼寧號艦隊穿越台灣海峽前往南海示威演習。
到今天為止,中國政府在馬英九領導的台灣中央政府卑躬屈膝「款待」下,似乎已吃定台灣這個國家了。
問題是,中國政府有沒有因為馬英九集團的卑躬屈膝而解除飛彈和放棄武力威脅台灣呢?完全沒有!據說,中國政府的飛彈和武力「只」對準昔日兩蔣在台大開殺戒的主要對象-「台獨份子」。
可笑的是,居然有不少鼓吹「國共和平」和「中國統一」的「中華冥國派」相信中國政府的說詞,他們似乎迷信中國飛彈和武器長了眼睛,所以,只會殺害「台獨份子」。
經過以上分析後,可知,台灣和中國之間,如果有仇恨,一定是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遺留的舊恨,或是蔣介石父子非法佔領台灣後,長期和中國共產黨叫戰製造的餘恨。這筆仇恨,不該算到所有非蔣幫的台灣人身上,也不該是全體中國人應該扛荷的負面情緒,中國共產黨不應該不懂,中國國民黨更不應該裝傻。
那麼,台灣與中國的兩國民間關係該怎麼處理呢?台灣不妨學習美國國會善待台灣全民的政治智慧,在中國政府仍武力威脅台灣期間,嚴格要求我國政府擱置兩國政府間關係,並制訂「中國關係法」善待所有與中國政府無關的中國民間人士,更應保障和支持中國民間人士的人權。
畢竟,政府和政黨都不是國家,只有全體國民才能代表國家,所以,台、中兩國關係大可暫停在民間關係,至於不理性的好戰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就留給台、中兩國仇恨禍源的中國國民黨以民間政黨身分去應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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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3日 星期二

中國政府是亞洲最大亂源之一

號稱全球有史以來最強颱風之一的海燕「魔鬼颱」幾乎摧毀菲律賓中部,慘不忍睹的嚴重災情,不但讓其他亞太海島國家心生警惕並紛紛出手援助,更招引聯合國旗下人道組織與許多歐美國家大陣仗加入救災行列,比如,美國捐兩千萬美元並派駐包括航空母艦在內的龐大救災軍事陣容,日本捐一千萬美元且派一萬人自衛隊、船艦和飛機參與救災,澳大利亞則捐出兩千八百萬美元。詭異的是,作為菲律賓鄰國之一的中國,除了承諾一筆不到兩百萬美元捐款和物資外,竟忙碌十足玩弄起連串耀武揚威歹戲。這樣的中國政府,如果不是冷血絕情,什麼才是冷血絕情?
老實說,中國政府原本就和菲律賓政府交惡,而且,兩國軍隊更為了黃岩島主權爭議而發生過武力衝突,所以,當菲律賓飽受風災荼毒時,中國政府的表現遠比日本和一些歐美民主國家還要冷漠疏離,本是意料中事。
只是,教人無法接受的是,中國政府不在乎菲律賓災情也就算了,偏偏不知有心還是無意地選在鄰國最需要援助時刻,迫不急待大張旗鼓「發揚光大」好戰好鬥惡質心性,比如,汲汲營營於十一月廿三日透過新華社公佈毫無根據的「東海防空識別區」,以一副「老子說了算」的國際海盜態勢,硬是把完全與中國人民、主權與領土都不相關的日本尖閣群島領空劃入「中國武裝力量將採取防禦性緊急處置措施」的「軍事占領區」,甚且毫不羞恥明言「東海防空識別區管理機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這種國際搶匪言行,簡直無法無天。
這項無中生有的侵奪日本尖閣群島毒計,雖然被日本、南韓和美國同聲譴責和否定,不過,號稱要「和平崛起」的中國政府根本不在乎其他國家觀感。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政府所謂的「東海防空識別區」不但侵犯日本領土的領空,也同時「裁切」了一小塊南韓和一部份我國的防空識別區,換句話說,在中國政府「突發異想」的「侵略他國領土識別區」中,台灣、日本和南韓都是受害國,可悲的是,台灣政府根本不敢學日本和南韓兩國政府那樣向中國政府抗議,反而卑躬屈膝附和中國惡行,最教人不敢領教的是,那份早已化身為中國政府在台喉舌的無知中國時報竟然胡扯「大陸劃界針對日本,怎會對台灣『侵門踏戶』」和「兩岸憲法本來就各自涵蓋對方治下的領土,大陸當然擁有憲法權利代表台灣對日本爭取釣魚台(即釣魚島)主權」這類喪權辱國的賣國謬論,這家「中國蝕報」應該不知道早已步上民主獨立大道的事實存在台灣國至今沒有制定過全民憲法吧!
無論如何,中國政府侵日辱韓奪台野心至此已經昭顯,那種明目張膽的國際海盜行徑,擺明了不把聯合國及其國際法理放在眼裡。
像中國政府這般猴急在鄰國之一急難時刻展開絕情絕義侵略其他鄰國暴行,已經很讓人厭惡,可是,這個不懂四維八德且霸道不仁成習的野蠻政客組織似乎玩不過癮,居然「再接再厲」於十一月廿七日上午十時卅分左右縱放中國航艦「遼寧號」及四艘護衛軍艦航駛台灣海峽前往菲律賓轄下的南海(菲國稱為西菲律賓海)進行窮兵黷武的「海空聯合訓練」。
由於菲律賓正處於國難期間,根本無暇和中國政府爭論海權問題,可是,台灣呢?就算關心菲律賓災情,應該不至於「關心」到無法「分心」抗議中國解放軍侵權惡行的地步吧!
其實,平均寬度約一八O海浬的台灣海峽本該屬於台灣與中國共同管轄的專屬經濟區(沿岸基線外兩百海浬內),所以,如果兩國已經協商過互惠原則且確定是「無害通過」的話,即使遼寧號進入我國領海(沿岸基線外十二海浬內),只要潛水艇通過時浮至水面航行並插上中國國旗,依照國際海洋法公約規定,也算合法。
問題是,中國政府從來沒有和台灣政府針對台灣海峽重疊專屬經濟區議題討論過互惠原則,更可議的是,中國解放軍至今仍設置約兩千枚飛彈對準台灣,甚至口口聲聲高喊「不惜武力解放台灣」,面對中國解放軍這款強盜嘴臉,應該只有國際超級笨蛋才會相信中國遼寧號艦隊是「無害通過」台灣海峽吧!
依照現實狀態,既然中國政府與解放軍從不隱藏武力威脅台灣敵意,那麼,如果台灣政府和軍隊有一點點最起碼警覺性的話,早該對中國政府和軍隊提出譴責與抗議,沒想到,民選總統馬英九領導的台灣政府和軍隊似乎完全不懂海洋法公約、專屬經濟海域、互惠原則、無害通過權和領海等國際法專有名詞的真正意義,反而拼命替中國遼寧號艦隊掛「無害通過保證書」,彷彿台、中兩國之間不存在邪惡無比的中國飛彈和武力威脅般。
總之,中國政府好戰好鬥的侵略性格,早已是眾所皆知的國際常識,只是,這個至今還虛偽十足狂喊「和平崛起」陳腔濫調的無德組織,竟然會在近鄰菲律賓亟需援助時刻,既吝於付出誠摯充足人道關懷,更目中無人弄法弄兵侵擾台、日、南韓與菲律賓等鄰國,只能說,中國政府絕對是阻礙世界和平的亞洲亂源之一!


圖片來源:中國人民網不死無道震京冀津晉
圖片說明:中國政府無中生有的所謂「東海防空識別區範圍」(紅線),與日本(橘色線)、南朝鮮(豆綠線)、台灣(粉紅線)防空識別區範圍。
企圖侵日奪台辱韓的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霸凌範圍:
北緯33度11分、東經121度47分,
北緯33度11分、東經125度00分,
北緯31度00分、東經128度20分,
北緯25度38分、東經125度00分,
北緯24度45分、東經123度00分,
北緯26度44分、東經120度58分。